接到要我到云南宁蒗县去调查的通知，我就想先在网上把那里的情况弄清楚。
但是，宁蒗并没有自己的网页。国家实施了好几年的“政府上网工程”还没有惠及到这里，我因此并没有能够找到多少宁蒗的资料。但在云南众多的旅游宣传文章和宣传图片中，宁蒗的泸沽湖倒是占了十分显著的位置。而泸沽湖，却正好就位于我这次要去的宁蒗县永宁乡乡境之内。
2月29号从雷山出发，经过凯里、贵阳、昆明、大理、丽江和宁蒗，又是汽车又是火车的经过4天的旅途颠簸，3月3号下午才来到宁蒗。
一、滋根说话很算话
教育局局党委书记冯天祥是宁蒗县与滋根基金会联系的负责人，离开贵州以前，我曾经和他通过几个电话，到宁蒗，当然去要找他。
在宁蒗教育局局长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冯天祥书记。热情的冯书记向我追溯了滋根基金会在宁蒗的助学过程和历史：
1998年10月，北京韩嘉玲女士代表滋根基金会，和宁蒗教育局局长金克鲁史一起签定了《滋根基金会资助摩梭女儿童入学的合同》，开始了滋根在宁蒗的助学活动。合同规定：滋根基金会从1998年9月至2001年6月连续3年，支持永宁乡100名摩梭失学女儿童读书，每人每年人民币100元。后来，经口头协议，又把资助扩大，增加支持贫困初中学生300人，每人每年仍然是人民币100元。这样，滋根基金会在宁蒗的资助规模便达到中、小学生400人，每年支付金额达到人民币40000元。
第一轮（1998/2001年）资助结束后，第二轮资助从2002年9月起继续进行。对小学的资助部分不变，仍然是永宁乡100人，分布在全乡范围内的7所小学里。而资助初中的部分，宁蒗方面将原来分布在全县11所中学的300名受助学生的30000元资金集中使用，名额压缩到90人，办了两个“滋根班”（战河中学滋根班和宁海中学滋根班），每个人的资助金额由原来的每年100元提高到每月50元（每年10个月共500元）。这一做法，冯天祥书记说是经过电话请示韩女士，得到过韩女士的同意的。
在教育局保存的滋根档案里，我见到了滋根和宁蒗签署的1998至2001年有效的那份合同文件，但没有见到2002年以后续签的合同。据冯书记说，滋根基金会2002年以后对宁蒗的资助，也是和韩女士的口头协议，滋根说话很算话，年年的助学金都准时到位，2003年度下学期的资金也在今年3月汇来了。
但我弄不清楚的是，按照宁蒗现在的做法，初中生每人每年500元，90个学生一年应该是45000元，而滋根承诺的初中部分是30000元，不足的部分，宁蒗方面是怎么解决的？
二、滋根的资助的100名小学生分布在7所学校里
3月4日，在宁蒗教育局马志才和驾驶员小罗的陪同下，我终于来到慕名已久的泸沽湖旁。
泸沽湖是一个美丽的高原湖泊，湖水水面海拔2680米，湖水如碧，清澈晶莹，四周空气清新，景色如画，是一个度假休闲的好地方。而居住在泸沽湖畔的摩梭人，因其至今还保留着的母系社会的婚姻习俗，更充满着神秘和古朴——这一切，使得这个原本十分僻远和冷落的地方，在不几年间就成了一个闻名于世的旅游胜地。
我们要去的永宁乡离泸沽湖还有28公里。为了赶路，我们从泸沽湖旁擦边而过。
离开泸沽湖不远之后就是另外一番的景象：地势逐渐变得平缓，绿地慢慢减少，大地还没有从冬天的萧瑟里苏醒过来。路旁的民居被土墙分隔成为一个个大小不等的院落。远处的坡地上，有几头牛和几只羊在觅食。院落与院落之间的土路上，躺着几头懒洋洋的猪，正在享受着初春太阳的温暖。
永宁是宁蒗县属的一个乡。在几年前的机构改革中，云南取消了乡一级的教育辅导站，现在行使乡教育辅导工作职能的是乡中心小学的校长。
永宁乡中心小学的校长叫海鲁汝，彝族人。海校长人如其名，心胸如海，身材魁伟，性格豪爽，谈吐不俗。
在中心校的校长办公室里，海鲁汝校长向我介绍了永宁乡的大概情况。
永宁在宁蒗县城之北，以泸沽湖为界，与四川的盐源县相邻。2003年全乡有人口18624人。境内有彝、汉、摩梭、普米、傈傈、纳西、壮等12种民族。永宁坝区以农业为主，山区和半山区以放牧为主。农业出产有玉米、土豆和荞麦，坝区有稻谷生产。畜牧产出主要有猪、羊、牛、马等。由于过去的马帮已随着公路交通的发展而逐渐退出运输行业，马的喂养量也在这几年间急速降了下来。
永宁乡现有1所中学、10所完全小学和16个小学教学点。海鲁汝校长不管中学，所以不太清楚中学的情况，对小学的情况则是如数家珍：全乡有小学教师108人，学生2118人，其中女学生占45.09%，为955人。10所完小中，有中心完小、温泉完小、拖支完小和竹地完小等4所学校安排有学生住宿。
因为泸沽湖和摩梭人的关系，这几年到泸沽湖旅游的游客相当多，在带给这一地区相当丰厚的旅游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机构、组织和个人对这里贫困儿童的助学支持。
据海校长的不完全统计，在目前的2118个小学生中，已经有731人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支持，受支持面达到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强。之所以是“不完全统计”，是因为除了有组织地通过学校和老师的支持是能够统计出来的以外，还有部分数目不详的个人支持无法统计。
支持永宁乡贫困儿童读书的机构和组织，除了滋根基金会之外，还有香港的爱德基金会和爱心行动（又称摩梭基金会）、团县委的希望工程、宁蒗的慈善会、以及云南森林武警部队等等。
从资助的力度和人数看，目前大致要数爱德基金会最大最多：从2000年到2002年的三年为第一轮，资助了190个小学生，每人每学期人民币70元；2003年到2005年为第二轮，资助着240个小学生，每人每学期仍然是人民币70元。希望工程由团县委经手，在永宁乡资助二～六年级的小学生62人，每人每学期人民币50元。森林武警部队资助小学生50人，从四年级开始到六年级，连续3年，每年20000元人民币，另外还送给这50个小学生每人1床棉被、1张毛毯、1套迷彩服以及部分学习用品。爱心行动的支持，在每年的资助人数和资助形式上都不太固定，一般是在开学时提供一些学杂费。
滋根基金会的资助，在永宁乡是比较早的，从1998年秋季就开始了。资助的人数是100名小学生，每人每学期50元。
按照当地的习惯划分，以1998年至2001年为第1轮，2002至2004年为第2轮，永宁乡各学校受资助的学生人数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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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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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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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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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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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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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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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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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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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底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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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鳅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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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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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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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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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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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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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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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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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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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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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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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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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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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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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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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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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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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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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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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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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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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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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各学校的受助学生人数和学生签字领款的原始单据，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用合同规定的条款来对照，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在《滋根基金会资助摩梭女儿童入学的合同书》上，明确规定资助的必须是摩梭女儿童。宁蒗县教育局在2000年8月发出的《滋根基金会资助宁蒗县贫困学生入学（99/2000学年度）总结报告》中，也有“要求永宁乡教委忠实履行滋根基金会与我局最初达成的协议，100名被资助者必须是摩梭族小学女生”的内容。
用合同规定的这一条款来检查受助学生的民族情况和性别情况，事情就有了较大的出入。从县教育局提供的《2003年滋根基金会支持宁蒗县永宁乡100名贫困小学生补助名册》上看，受助的不全是女生，而是男女生比例几乎对半，为男生53人，女生47人；从受助学生的民族构成上看，有汉族41人，普米族12人，壮族10人和彝族8人，摩梭人只有29人。
用合同条款对照，这似乎是有些违约。但从当地的实际情况看，这样的做法似乎又不无道理。这是因为：第一，在永宁全乡18624人口中，包含有彝、汉、摩梭、普米、傈傈、纳西、壮等12种民族，摩梭只是其中的一种（大约占60 %左右，并不是宁蒗县永宁乡教育委员会2000年元月16日提交的《滋根基金会资助永宁乡摩梭贫困儿童入学总结报告》中所说的“全乡18000摩梭人” ）；第二，永宁乡境内的摩梭人大都集中居住在泸沽湖边的落水村，随着泸沽湖旅游业的迅猛发展，落水村已经在不长的时间里进入了丽江地区“十个最富裕的村寨”之一。特别是落水下村的摩梭人，更是家家都建起了价值在数十至数百万元的漂亮的家庭旅社，对他们来说，子女的读书费用已经根本不是不能承受的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的做法应该说也是可以理解和可以认同的。
三、 中心完小的骄傲——春蕾女子班
一条水泥公路从永宁乡政府驻地中间穿过，我们的汽车向右开过一座小桥，再岔上一段狭窄的街巷，随着这条弯来弯去的街巷，不几分钟就来到了永宁乡中心完小。
首先进入眼帘的是学校漂亮的大门和周围高高的院墙。踏进校门，是宽敞的庭院，标准的球场。学校教学楼、学生宿舍、学生食堂一应惧全。另外，还有面积达9亩之多的学校劳动基地。
在海校长的引导下，我们参观了学校的教学楼、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学校有藏书3000多册，开放的办法是各班班主任到图书管理员那里统一借书，再发给学生看。学校的文体器材和教学仪器都很齐全，比如腰鼓和小号，我大略数了数，就竟然分别有47个和17把之多。更使我惊异的，是这所小学居然还有一个26台电脑规模的电教室。海校长告诉我说，前几年地区教育委员会要求公路沿线的小学都必须开设电教课，为了这个“必须”，学校花了大约13万元钱配置了这许多电脑。但学校并没有懂得电脑的教师，因此就只好让这些电脑闲着，这一闲就是两年多。
滋根基金会对这里的资助，是自1998年秋季开始，到现在已经有6年了。资助分两期，第一期（19982001年）资助贫困学生9人，第二期（2002～2004）资助贫困学生18人。每人每学期的资助金额都是50元。查阅学校每个学期的学生领款登记，除了第一年（1999年）是用拍照的方式记录，以及今年3月的助学款已经到位但还没有来得及发到学生手里之外，其余的几个学期都有学生签字的记录。
对永宁中心完小资助力度最大的是云南森林武警总队。森林武警总队在这里办了一个春蕾班。
春蕾班是这所学校的骄傲。春蕾班的全称是“森林武装警察春蕾女子班”。又是“武装警察”，又是“春蕾”，又是“女子”的，听起来挺复杂还又挺矛盾的。
森林武警总队对春蕾班资助的具体方式是：从2000年秋季起，每年出资2万元，支持贫困女学生50人。每学年度按10个月计，每人每月50元。春蕾班学生统一住校，集中上课。森林武警还为春蕾班的每个学生配置了1床棉军被，1床毛军毯，1套迷彩服，还不定期地送来一些学习用品。
春蕾女子班已经开办两年半了，今年3月，女子班进入小学六年级，这个班也办出了特色。进入女子班学生宿舍，床上干净整洁，被条叠得有棱有角，真有些进入军营的感觉。
学校的食堂也办得也很不错。海校长告诉我说，学校的9亩教学基地，可以部分补充一些女子班伙食的费用。这几年结算下来，除去学生自己带的粮食之外，平均每月的菜金大约只要20多元。
春蕾班是一个多民族集体，60个学生分属于摩梭、普米、彝、壮、汉、纳西等6个民族。但从她们的服装上看，几乎是清一色的羽绒服和运动服，和城市里的汉族女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女子班的班主任告诉我说，这都是好心的武警叔叔送给她们的。
女子班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学生，那就是男孩沈国国。13岁的沈国国是摩梭人，原先是一个出名的好逃学的顽皮学生。有一次，外地一个电视摄制组来到永宁，偶然发现这个男孩子，觉得有特点，很上镜，并且是一个摩梭人，于是，就在他们的拍摄计划之外拍了一个专题片，片名就叫《摩梭男孩》。说也怪，上过电视的摩梭男孩沈国国从此就象是变了一个人，变得爱读书，不想逃学了。 武警总队知道了这件事，特地破例为沈国国在女子班增加了一个资助名额，使他成为了女子班唯一的男学生。
沈国国的座位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在女孩子堆里，他显得很腼腆，怎么也看不出原来那个“逃学大王”的影子。我问和他坐的一起的几个女学生：“你们平时欺负沈国国吗？”她们如同唱歌一般的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
海校长后来告诉我说，我们并不担心沈国国会受“欺负”，只是在考虑：这样的环境会不会对他的性格成长造成负面的影响。
我同样也在思索：办女班，办女校，特色倒是有了，但从青少年生理成长发育的角度看，到底有没有好处？“得”与“失” 会各占几分？
四、和中心校相比，永宁完小显得比较寒酸
永宁完小和永宁中心校的距离并不太远，我们乘坐的汽车走不了多少时间就到了。
距离不太远的两所小学差距却非常之大。同样都叫永宁小学，但差别就在是不是“中心”。不是“中心”的永宁完小比起是“中心”的永宁中心校，在各个方面都要差得多。从学校的大门看进去，先是一段通道，通道的两边是两个不大的花园，再进去是一个光秃秃的运动场，然后才是教学区。我们在泸沽湖那边看到的狮子山，就象画上的背景一样，远远地挂在学校的后面。
教学区由一横两竖共3栋教学平房构成。3栋教学用房中，中间的一栋较长，有3个教室和两个办公室，两边的两栋稍短，各有2个教室和1个办公室。学校没有图书室，只有两个书柜装着1000多册图书。书柜、教学仪器全挤在1间办公室里，十分拥挤。
学校校长杨志刚是纳西族，教导主任张万顺是汉族，他们共同领导着其它的5个老师和这所学校。
永宁完小有学生183人，一至六年级共6个教学班。学校的招生片区覆盖周围的7个行政村大约2000多人口。这7个村共有小学生300人左右，除去在永宁完小这里读书的183人之外，其余的低年级的学生就分散在片区内的4个教学点中上学。
学校没有安排学生住校的条件，因此，家住得再远的学生（最远的在3公里左右）也得“走读”。教师也同样，除了家住在外村的1个老师住在学校（办公室）兼守校之外，其余的6个教师也都和学生一样要“走教”。学校也没有中心校那样可以为学生办食堂的条件，因此，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只要是家住得远一些的，中午饭都是早上上学时自己带到学校来吃。
因为学生和老师一般都住得较远，为了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走路，学校的作息时间也作了相应的改变。晚来早回，一般是上午9∶40才上课，到下午4∶30左右就放学了，中午只休息1个多小时。
提到滋根基金会对永宁完小贫困学生的支持情况，杨校长说，滋根的资助第一期从1998年秋开始，到2001年秋结束，资助的14个小学生已经全部毕业；资助第二期从2002年秋开始，资助20个家庭贫困的学生，计划到2004年秋结束。资助的资金由县教育局通过中心校的海校长发下来，再由学校发给受助的学生。
杨校长从学校的档案资料中翻出几页表格，我看了看，2001年学年度和2002年学年度是1年发1次，每次100元；2003年是1个学期发1次，每次50元。
从名单上看，第2期资助的20个学生分布在二至六年级的5个班级里，其中女学生11人，男学生9人。从民族成分上看，有汉族11人；壮族3人；摩梭6人。
说到学校的困难，杨校长说学校没有教学楼（现在的平房不算“楼” ）；教师没有住房不能都住校；球场没有篮球架不能打球，只能把篮球当成足球踢等等。对造成学校困难的原因，杨校长归结到地方经济的贫困上。他告诉我，从地理环境上说，学校所在地的周围不靠山，不靠水，土地瘠薄，经济发展困难。加上壮、汉、摩梭、彝、藏、普米等民族杂居，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发展水平的不一样，很难形成综合的和整体的发展合力。
五、 摩梭学生最集中的惠源完小
说到摩梭人，人们就会想到泸沽湖。其实，在永宁乡，摩梭人居住得最多最集中的地方，不是泸沽湖而是惠源完小覆盖着的这一片地区。这一片地区。含忠实（2个自然村）、扎实（1个自然村）、达坡（3个自然村）和日瓦落（1个自然村）等共7个自然村。除了日瓦落是彝族村之外，其余6个自然村住的都是摩梭人。
我们驱车来到惠源小学的时候，是下午5点过钟，学校已经放学了。但是，接到海校长的电话通知，学校的全部6个老师以及受到滋根资助的12个男女学生，也都还留在学校里等着我们。
学校所在的地方原来是一所寺院，也曾经做过土司府衙门，1965年改为学校。开始时的规模很小，只有1个老师，是典型的“1人1校”，1975年扩建后才成为完全小学。现在有学生139人，其中摩梭人就占了104人。摩梭女人自古以来就很自立，所以学校里的男女学生比例并不太明显，前几年女学生还要多一些，占52%；这几年少了一点，占46%。
校长杨向前就是摩梭人。说起摩梭，两天来一直陪我的县教育局的马志才对我说，在国务院认可和大家通常所说的全国56个民族中，并没有“摩梭”这个族称。从民族渊源上看，“摩梭”与“普米”最为接近，可以划为同一个民族。但摩梭人坚持自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国家更多的特殊照顾。而要从法律上得到这样的认可，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还没有得到这种认可却又要把自己和其他民族区分出来的摩梭人，在正式的场合不和国家法律相抵触，用“摩梭人”的说法；而在非正式的场合则打“擦边球”，用“摩梭族”的称呼。
不管是“摩梭人”还是“摩梭族”，摩梭都是一个很独特的族类，得到的照顾和支持都是比较大的。就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所学校，在周围低矮的土墙民居中间，就象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显得非常的优雅和气派。说她优雅，是进学校大门就有一个漂亮的庭院，春意盎然。说她气派，是她外墙贴着瓷砖的教学楼在兰天下耀眼夺目。
高两层的教学楼是云南省水电厅1998年投资28万元，加上县里和乡里配套的7万元，总共35万元人民币建起来的。后来，又逐年建起了学校的厨房和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庭院。
学校3男3女共6个老师中，有3个获得了小学高级教师的职称。但熬到高级职称，年纪也熬大了，其中的两位马上也要面临退休了。
杨校长带着我参观了他们漂亮的教学楼。教学楼够宽敞的，但却没有图书室。学校有图书1000册左右，但不敢对学生开放，因为“怕丢失了”。教学楼后面有一个十分规范的篮球场，学校却没有多少象样的体育器材。围墙外面有一片面积5、6亩大的空地，杨校长说是学校的勤工俭学基地。也许是我们现在来的不是时候，基地和周围的农地一样光秃秃的，看不出曾经种过些什么东西。
在教学楼前面的花坛边上有一排水泥做成的座位，和学校的老师们一起坐在上面聊天，实在是一种十分愉快的享受。杨向前校长告诉我说，学校接受外面的资助的贫困学生总共有64人。其中香港爱德基金会资助51人，希望工程资助1人，滋根基金会资助12人。翻开滋根基金会资助学生的历年的签字记录，1998年至2001年资助18人，每人每年100元，每年发一次；2002年3月以后调整为12人，每学期发一次，每人每学期50元。2004年的全年助学金1200元已经在3月初到位，但还未来得及发下去。
我提出想到滋根资助的摩梭家庭去看一下。杨校长于是带着我来到一个叫陈燕兰的摩梭人家。
一般说，摩梭人还保留着原始的女性社会婚姻习俗，实行一种“男不娶女不嫁”的“阿夏婚”，这种婚姻习俗是男人不娶亲，女人不出嫁，一家兄弟姊妹永不分离。男女相爱了，男人晚上就到女人家去，天亮了就离开。有孩子了，则由母亲和舅舅们去抚养，父亲并没有责任。陈燕兰的父亲叫次儿达史，52岁。按照摩梭人的习惯，次儿达史和自己有残疾的妹妹格若拉姆在一起。陈燕兰还有一个叫杨玉峰的哥哥，哥哥20岁了，按照摩梭人的习惯，是和母亲住在一起。摩梭孩子一般并不知道父亲是谁，陈燕兰家的情况却有些例外：11岁的陈燕兰不但知道父亲是谁，还跟着父亲一起生活。杨校长说这是因为陈燕兰的父亲家离学校近，方便上学。
陈燕兰父亲家的生活并不好过。全家4口人，姑妈格若拉姆的身体有残疾，做不了多少农活。地里的农活和山上的放牧全靠他自己。家里有7、8亩土地，但很瘠薄，地里种的洋芋和包谷产量都不高。家里还有1头母猪和两头牛，母猪最近下了7、8只小猪，因为缺饲料，喂不好，瘦骨嶙嶙的让人看着难受。
告别了这个贫困的摩梭家庭，我们在离他家不远的泸沽湖边，看到了摩梭人家的另外的一种生活。
六、 摩梭人中的汉族部落
离开惠源小学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了。沿着我们早上的来路，我们回到我们曾经路过的泸沽湖边。
泸沽湖沐浴着落日的余辉，湖水一片金黄。远处湖岸边是摩梭人居住的旅游区，豪华的宾馆和漂亮的民居院落连成一片。公路从高处的山脚下飘过，远眺泸沽湖，泸沽湖波光粼粼，几只摩梭人的独木舟穿行在湖面上，惊起阵阵水鸟，打破湖水的宁静，为泸沽湖凭空增添了许多生色。
我们住宿在一个普米族的农家旅社里。说是农家旅社，其实也相当豪华。年轻的旅社女主人告诉我们说，她家的这个旅社共花去了近百万元钱。象这样的旅社，在这里有许多家，她家的装潢也只能算是中等水平。她家的这个旅社因为离湖边远一点，生意不如下面的好。我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建在湖边呢？女主人回答说，下面是摩梭人的地盘，我们普米族的房子只能修在上边。
前面已经说过，从民族渊源和习惯上说，摩梭与普米的差别其实并不大。差别不大的摩梭与普米都会有这些矛盾，我想，在和民族差别大一些的汉族之间，认识上的差异恐怕就会更大一些吧。
第二天，还是在海校长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落水小学。落水小学距泸沽湖很近，要不是学校下面一些房屋建筑的遮挡，站在学校门前就可以望到泸沽湖。
泸沽湖对面属于四川省的盐源县，这一面则是云南省的宁蒗县。宁蒗这边沿湖排列着落水上村、落水下村和三家村共3个村落。3个村落3个民族：落水上村是普米族，落水下村是摩梭人，三家村住着的是汉族。
3个村落中，普米族靠山，摩梭人和汉族近水。近水的摩梭人“得水独厚”，开发旅游搞得红红火火，位列云南丽江地区10大富裕村之一。同样近水的三家村因为没有摩梭人的特色，游客不光顾，旅游无收入，经济上就十分贫困，和相邻不远的落水下村形成巨大的反差。
落水完小校长曹振文在学校门前迎接我们。学校门大门边上挂着的是“落水希望小学”的牌子，曹校长告诉我这块牌子的来历：1995年，云南省教育委员会海松主任到泸沽湖，看到这里破旧的学校，认为和旅游区的开发很不相称。回去后，海松主任就卖掉了他的皇冠车（严格说应该是国家的车），又动员机关干部和职工捐资，县里也配套了10万元，一共凑集了63万元人民币，建起了一栋三层8个教室的教学楼和改造了教师宿舍和教师食堂。学校的名字因此就改名为“落水希望小学”。
落水希望小学招生的范围是上面所说的落水上村、落水下村和三家村等3个自然村，共包含119户、1684人。学校目前有6个教师90个学生。90个学生6个年级6个班，每个班的学生多的24人，少的才12人，教师教起来倒是很轻松。
因为这一教学片区总的说来比较富裕，所以县里和乡里在分配受助学生名额的时候，往往都没有考虑到这所学校。滋根据基金会资助贫困学生的名额。第一轮（1998年至2001年）乡里给了这里7人，到第二轮时被调减到3人。但这里是不是真正就没有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了呢？曹校长告诉我们说，旅游使这里短短几年间就富起来了，但旅游没有辐射到的人家（尤其是汉族人家），仍然是非常贫困的。有34户人家的汉族村子三家村，前几年也想依托泸沽湖开展旅游，但落水下村的摩梭人说泸沽湖是他们的，不准三家村的汉人接待游客，为此，还彼此动过刀枪。现在情况好了一点，也只是能够到湖里打一点鱼卖给开饭店和宾馆的摩梭人，收入十分有限。同时，国家减免教材费用的政策在这里是对摩梭人和普米族实行，最穷的汉人并没有受到这个政策的照顾。
在曹校长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滋根资助的那3个贫困学生，他（她）们都是家住三家村的汉族。下面是他（她）们的基本情况：
涂孟康，男，10岁，一年级学生。父亲涂学军，34岁，脚有残疾，做农活不方便，可以下湖打点鱼。母亲邓家英，在家务农。弟弟涂孟银，7岁，还未读书。家里的经济主要来源是父亲的打鱼收入，平常家里都是吃洋芋和包谷，很少能吃大米。
刘发财，男，10岁，读四年级。父亲刘一民，37岁，读过小学三年级。母亲涂常珍，30岁。哥哥刘长顺，15岁，小学毕业后辍学，在家放猪和放牛。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是打鱼，有时也划船送送客人。
邹万珍，女，11岁，四年级。父亲邹天顺读过小学三年级，母亲王秀英没有读过书。妹妹邹万花，8岁，现在就读小学一年级，没有受到资助。家庭经济来源和前面两个同学都大致一样。
曹校长告诉我说，整个三家村30多户人家的情况都差不多，都穷，没有哪一家人的生活能够比别人家更好一点，这是一种整体的落后和普遍的贫困。
告别落水希望小学之后，沿着美丽的泸沽湖畔，我们驱车赶往另一所叫“浪放”的学校。驾驶员指着路坎下的一处村落说，那就是汉族人住的三家村。与富裕的落水下村不到1华里的三家村，果然是满目萧疏，和繁华的落水村形成鲜明的对比。
七、 浪放完小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受到资助
浪放完小在泸沽湖的南面，距离落水希望小学大约有10公里左右。滋根基金会在这里资助了20个贫困学生。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应该是上课的时间，学校里却没有几个人。校长赵庭仲对我们解释说，明天有一个重要的旅游活动，县旅游局要学校安排学生到“观景台”一带去检垃圾——当然，上面是要付一点钱的，这也是学校的一个勤工俭学内容。
学校布置了五、六年级的学生去“勤工俭学”，剩下低年级学生就让他们放假回家。因为得到海校长的通知，受到滋根基金会资助的20个学生还留在学校里等着我们的到来。
在我们到过的几所学校中，浪放完小的学生人数算是比较多的，含学前班在内，有220人，7个班。全部220个学生中，女学生比例要稍微多一点。
浪放完小的招生范围，是王家湾村（彝族为主）、浪放村（普米族）、吕家湾村（汉族为主）、山垮村（摩梭）及普乐村（汉族为主）等5个行政村，覆盖人口2400人。
贴着瓷砖的学校教学楼前，镶着一块铭牌，说明这座楼是由瑞典索伦缔娜教会捐资15万元建造的。泸沽湖位于地震多发地带，最近的一次地震发生在2001年5月24日半夜两点过钟。地震对这里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好在当地民居多为低矮的“木楞房”，抗震性能较好，没有造成多大的人畜伤亡事件。浪放完小在那次地震中成为了危房，2003年得到瑞典索伦缔娜教会和县教育局的支持，建起了这栋二层6个教室的新教学楼。
学校受到社会支持的情况，比较长期和固定的有香港周华山博士发起的永宁山区爱心行动，2001年开始在这里资助贫困学生33人，承担他们的全部书费和杂费。资金的发放方式是每年一次，由周博士亲自到学校发放。另外，永宁山区爱心行动还给学校10000元人民币搞院坝，置书架、教具柜和体育用品等。
滋根基金会在这里资助贫困学生的历史更长，可以追溯到1998年秋。1998年至2001年，连续三年资助这里的14个贫困儿童读书；2002年起，资助的贫困学生增加到20人，每人每年资助的资金是人民币100元。
个人对个人的“一帮一”资助，通过学校和老师进行的有20多人，个人直接捐助的估计有10多人。
以上的资助合计起来，大约在80～90人之间。也就是说，全校220人中，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得到不同形式的资助。
名为浪放完小，学校其实不在浪放村而在普乐村。普乐村以汉族为主，普米族只有4户。浪放完小的校长赵庭仲是汉族，他的家就在普乐村。一道道的土墙把村子分为许多个方块，一户户人家就居住在这些方块里面。在赵校长的带领下，我们走访了两个受滋根资助的贫困人家。
三年级男学生邱世松的家里，只有母亲卢明华在家。卢明华的丈夫邱兴亮到外面放牧去了，家里还有一个73岁的有精神病的公公。全家6口人，1个老而有病，又有3个孩子在读书，困难情况可想而知。家里没有田，只有旱地，平时只能吃包谷和洋芋，一年中只有过年时才能买是几斤大米。
五年级学生付美海家里，是80岁的老奶奶留在家里看家。老奶奶告诉我们，她家全家共7口人：她，她儿子，媳妇，还有两男两女4个孙子。4个孙子中，大孙（男）读到永宁中学一年级时辍学；两个女孙读到小学六年级就没有读了；现在还在读书的是最小的孙子，如果没有资助，恐怕也只能读到小学毕业。环顾这个家，家徒四壁，进门右手边的畜圈，还是1998年遭受的火灾，当时幸亏抢救及时，没有秧及到中间的住房，但6年了，到现在也没有能力把畜圈恢复起来。
结束对泸沽湖畔这几所学校的调查之后，我们就要离开永宁乡了。在我们的归途中，还要经过浪放小学学生们“勤工俭学”检垃圾的“观景台”。
“观景台”是宁蒗到泸沽湖的必经之路，站在“观景台”上，泸沽湖尽收眼底。来时，我已经在这里领略过泸沽湖风光。去时，我想看看为学校“创收”的孩子们。但是，可能是他们已经完成任务回去了，“观景台”上静静的没有人影。
静静的“观景台”，蓝蓝的天空，碧绿的湖水，美丽的泸沽湖——这才是大自然本来的面目！
这时，我心里突然升起几个希望——希望学校有清净的教室、宁静的环境；希望教育远离尘世的喧嚣；希望学校不要急功近利，希望教师不要把教育办成赚钱的“产业”！
八、 战河中学的彝族滋根班
战河中学是1987年在一个林场场址上发展起来的乡级初级中学，学生来自战河和永宁坪两个乡。这两个乡大部分属于经济贫穷落后的凉山彝族地区，共有25000多人口。
县里的同志告诉我，宁蒗最贫穷的地方，不在我们前两天去过的北部永宁泸沽湖地区，而是在今天我们来到的南部战河和永宁坪地区。这一带沿途所及，山上未见多少树木，地里没有看到多少庄稼。粮食以包谷和荞麦为主，村民出去打工的人很少，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养几只鸡，喂几头猪，放几只羊。
按县里掌握的文化户口册，在两个乡应该有13～15周岁的读初中的儿童1322人，但在战河中学上学的学生却只有588人。除去在县城和其它乡镇中学以及外县读书的大约200人之外，这两个乡流失的初中学生应该在500人左右。学校校长卢峰（彝族）告诉我，今年3月份开学，又有26个学生没有来报到，经过学校的反复动员，才回来了7人，还有16人看来是永远离开学校了。
学生入学率低是一个问题，女儿童能够上学的不多是另一个问题。在全校588个学生中，女学生只有198人，男女学生的比例严重失调。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个地区经济贫困的程度。
战河中学的面积相当大，教学区加上实验基地共有80多亩。学生上学的路途也相当远，来自永宁坪乡的学生竟然在130公里之外。家在战河乡的学生，一般也在10至20公里左右。因此，全校588个学生全部都必须在校吃饭和住宿，实行没有围墙的封闭式管理。因为学生回家路途遥远，学校平时星期天不放假，每个月集中几天放一次“大周假”，每次4到5天，这样，学生可以多有一些时间在家里帮父母做一点农活。
学校食堂平均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是66元，学校实验基地可以解决一点蔬菜的问题，因此能够保证学生每餐饭都能够有1菜1汤，每个月能够吃上2次肉。学校有教职工51人，也全部住校。教师宿舍是原来的老教室改造的，很挤，但目前也还可以将就。学生宿舍不够，就在学校球场的边上搭建了4排平房。全校有11个教学班，其中10个住在1992年建成的学校教学楼里，1个住在学校综合实验楼内。
住在学校综合实验楼里的这个班，就是滋根基金会资助的“滋根班”。
“滋根班”今年初二，开办于2002年9月，有学生45人。滋根班的学生是从同年级5个班学生中按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的。45人中有男学生32人，女学生13人；除1个汉族和1个普米族之外，全是彝族。滋根班的学生享受每人每月50元的补贴，由滋根班班主任每月一次到学校统一领来后发给学生。
学校采取的是“尖子”教育，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才能进滋根班，有经验、有责任心和教学成绩好的教师才能安排到滋根班上课。校长卢峰很自负，他说，滋根班的硬件在全校乃至全县乡级中学都是最好的，他要“让每一位滋根学生自豪，让每一位滋根班以外的学生羡慕”。对这样的办班模式，在我和学校的几位领导会谈的时候，卢峰校长给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引入竞争机制，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校升学率，体现学校的办学水平。这种看法与滋根的助学宗旨有相当的距离，但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却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卢校长举例说，滋根班在学校树立了良好的典范，许多非滋根班的学生都积极要求到这个班来，没有名额没有补助来旁听都行。
在学校综合实验楼下面的会议室里，我和滋根班的部分学生在一起开了一个简短的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学生共有13人，其中11个是彝族，其余两个分别是汉族和普米族。下面是部分同学的发言：
余亚清（女，16岁，彝族）：我家住在松树河村，家里很贫困，有滋根资助才能够读书。家里有5口人，哥哥读高二，弟弟读初一。爸爸余玉荣在家做农活，妈妈在家喂猪和喂鸡。家里经济不好，年收入大约1000元左右。我的成绩在班上是第五名，我想继续读书，读到大学，理想的学校是北京大学。
李进（男，15岁，彝族，班长）：家住在西布河乡大麦地村。父亲去世了，是妈妈带着我们。妈妈42岁，在家种地，种洋芋。哥哥19岁，读过初中二年级，现在在家放羊，放有12只羊，是我们全家最大的财产。如果没有滋根的帮助，我就读不起书，希望高中还能够得到滋根的资助。
马云梅（女，15岁，普米族）：我家住在战河乡木尔坪村，家里有5口人。爸爸和妈妈都是农民，弟弟读四年级，哥哥18岁，读过六年级。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好，收入不高，一年大概有1000元的收入。父母在家种洋芋和包谷，但种出来的粮食不够吃。没有滋根的资助，我只能在家做农活。我喜欢英语、数学和物理，如果有可能，我想考英语方面的大学。
沙红英（女，16岁，彝族）：家住在战河乡万河1村，家里有5口人。爸爸种地，妈妈养家畜。哥哥和妹妹都在县城的贝尔中学读书，一个初二，一个初一。加上我，一家三姊妹都在读书。为了交学费，妈妈的手上起了许多泡。希望滋根能够继续支持我，帮助我园上大学的梦。
卢珂（男，15岁，彝族）：我的家在永宁坪乡马六塘村，家里有5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我。我们三个都在读书，哥哥在宁蒗民族中学读高一，姐姐在战河中学上初三，我读初二滋根班。爸爸妈妈都是农民，为了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他们跑了很多亲戚家去借。我得到滋根的资助，减轻了爸爸的一些负担。我的愿望是读高中，考大学。我对自己很有信心。
沙亚苹（女，16岁，彝族）：家里有5口人，爸爸妈妈都是农民，哥哥读过初中，妹妹还在读小学。家里的负担很重，经济情况不好。哥哥读书时成绩很好，但没有钱不能继续上学。感谢你们能够支持我。
李清海（男，16岁，汉族）：父母都是农民，家里有5个人，大姐19岁，读到初中二年级辍学，二姐现在宁蒗一中上高二。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种洋芋和荞子。我今后的理想是当航天员。
参加座谈的滋根班学生共有13人。沉重的的发言，反映出他（她）们经济的贫困和生活的艰辛。同时，发言也充满了他（她）们对未来理想的憧憧追求。
座谈会中，有一个细节给了我深深的震撼。那是当李清海的讲到他的理想是航天员的时候，我插问说：“你是从家里的电视上看到我们国家的航天员杨伟列的吗？”他沉默了，说：“我们家没有电视机。”在场的其它12个同学也都沉默了。在他（她）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的家里有电视机。在他（她）们贫困的家里，在人类已经把探测器送上火星的今天，还没能够有一个已经发明和普及了几十年的电视机的位置。也许，就是这种巨大的差异和要缩短这种差异的强烈愿望，使得他（她）们的学习充满了巨大的压力。
我不知道这种巨大压力之下的学习，是不是一种健康的、符合青少年生理发育规律的最好的教育方式。学习是压力而不是享受，这是教育的悲哀。但是，我理解他（她）们为了改变自己极贫面貌而付出的巨大努力。
九、 宁海中学办了几个资助班
最后，让我们再回城里，看一看宁蒗县城里的宁海中学。
这所学校的名字改来该去的已经该了好几次了。最初，这里是宁蒗县林业局的子弟学校；1988年从江苏的海安市引进中学教师33人，取“宁蒗”和“海安”之意，把学校办成了“宁海中学”；2003年，有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公司资助100万元和公司职工捐助140万元，帮助学校修建教学楼，学校因此又更名为 “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宁蒗希望中学”（简称“贝尔中学”）。
因为滋根基金会资助的是“宁海中学”而不是“贝尔中学”，因此，学校在和滋根联系的时候，使用的就仍然原来宁海中学的公章（严格说是一枚报废的公章）。为了习惯，我在我的调查报告中，仍然用“宁海中学”而没有用“贝尔中学”的称谓。
宁海中学占地19亩，不及战河中学的四分之一，但其教学设施、办学规模和师资力量等等，却都是战河中学所望尘莫及的：学校实行全封闭教学，1300多学生全部在校吃饭，1000多学生在校住宿；学校有面积70～80平方米的图书室，藏书数万册，我到学校的那天上午正在开放；电教室2个，不含30台接近报废的电脑在内，现在仍然有能够提供给学生正常学习和使用的电脑58台；男女学生宿舍能够容纳1000多住校学生住宿，每人都能够有自己单独的床位；学校有3个食堂，能够解决全校1300多个学生的吃饭问题。
查阅《宁蒗彝族自治县教育志》，在1988年江苏海安支持宁蒗办学的十多时间里，海安派到宁海中学支教的教师累计多达100多人，学校当时的教师几乎全是海安人，他们为宁海中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海安的支教工作完成之后，现在学校的教师已经全部本土化了，现在学校的92个教职工（其中任课教师69人）全部都是来自本县和邻近县份上的人。
按照宁蒗县的教学布局和教学规划，宁海中学为初级中学，只办初中。目前，学校有学生1383人， 分22个教学班。其中，初一10个班，初二和初三各6个班。22个班中，有几个比较特殊的班级。那就是贝尔班、宏志班和滋根班。
“贝尔班”分两个班，共有学生120人，由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公司资助，每人每年资助人民币400元；“宏志班”100人，也分两个班，由云南证监会资助，每人每月50元；“滋根班”45人，1个班，由滋根基金会资助，也是每人每月50元，合计每学年500元（10个月）。
校长卢堡生介绍说，滋根班是2002年9 月开办的。和贝尔班、宏志班一样，滋润根班的学生也是面向全县招生，在全县16个乡镇众多的小学毕业生中，只有是家庭贫困而品学兼优的学生，才能够有机会到滋根班来。
在滋根班的45个学生中，有男学生20人，女学生25人。彝族较多，有27人；汉族和摩梭人稍少，分别为8人和5人；普米族、僳僳族和纳西族最少，分别只有2人、2人和1人。
滋根班的教室宽敞明亮。班主任杨兴林（彝族）告诉我说，因为滋根班的班风班纪较好，师资力量强，吸引了许多不是滋根班的学生，也纷纷要求到这个班来。因此，这个班现在实际上有53人。这些没有享受滋根补助的滋根班学生，也和滋根学生一样爱护班级荣誉，一样认真学习。杨兴林老师对他的这个班充满感情。他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特别能吃苦能耐劳，特别勤俭节约，特别纯洁朴素，特别善解人意。他还说，这些同学在学习上肯下苦功，在初一期末全县统一考试中，这个班的英语、政治和地理三个科目的全班平均分位于全县所有初一班级的第三名，其他科目的平均成绩也都在全县同年级的前八名之内。
因为是面向全县招生，要考虑学生的代表性，所以，滋根班45个学生来自全县16个乡镇中的14个乡镇。但是，在“家庭贫困而品学兼优”的选择中，学校其实很难做到两全，选择的指针总是要偏重成绩一些。在我下面随机访问的5个滋根班学生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潘丽（女，彝族，15岁，卫生委员）：家住宁利乡长坪村，一家4姊妹都在读书：姐姐在金棉乡中学读初二，妹妹在民族小学读六年级，弟弟在金棉小学读四年级，我在贝尔（海宁）中学滋根班，读初二。爸爸放牧，有3匹马、4头牛和3、4头猪。妈妈跑点经销。地里主要种包谷和洋芋，吃大米要出钱买。我们的学费主要靠卖家里的那些牲口。学习中喜欢数学、英语、体育，因为嗓子不行，不喜欢唱歌。体育喜欢球类，是学校篮球队中锋。今后想读军校，因为军校可以不要学费。
杨晓梅（女，摩梭人，15岁）：家住拉伯乡拉斯科村。爸爸杨成俊40岁，妈妈35岁，全家4口人，还有个弟弟12岁。没有实行“阿夏婚”，所以爸爸和妈妈住在一起。爸爸妈妈在家务农，种包谷和麦子，但不够吃。自己非常喜欢读书，喜欢英语、语文和图画课，上学期成绩是全班第三名。愿望是读高中，考师院，今后当一个老师。
马志良（女，彝族，15岁）：家住新营盘乡东风村，小学1～4年级在东风小学，5～6年级转到县民族小学，曾经得到过资助，但不知道是谁给的。家里有7口人：爸爸妈妈在家种地，1个姐姐和1个哥哥在家跟着爸爸妈妈做农活， 1个哥哥参军回来后在红桥乡政府工作，还有1个姐姐在民族中学读高中二年级。参加工作的哥哥和在县人大工作的舅舅，常常帮助家里交学费和买粮食。在班上的学习成绩是前十名，想读高中，大学想考军校，原因是家里的经济困难，读不起别的学校。
代文庆（女，纳西族，15岁）：家住在金棉乡政府旁边。全家有7口人：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和我们三姊妹。大姐在宁蒗一中读高一；哥哥在也在宁蒗一中，读初二。家里没有田，粮食靠买。爸爸代福贵在乡里办了一个小酒厂，妈妈在家里喂了几头猪。因为三姊妹都读书，家里的负担非常重。希望自己今后能够从事经商方面的工作。
杨花（女，彝族，14岁）：家里有8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弟弟、妹妹、我、还有叔叔家的1个弟弟（叔叔离婚了没办法照顾）。爸爸杨文忠在战河乡新建村小学教书，每月工资在800元左右。妈妈王学英身体不好，不能在外做农活，只能在家里做些家务。妈妈这几天还在医院住院，准备开刀动手术，又需要一大笔钱。希望今后能够考上大学，教育方面的，和爸爸一样，做个教师。
十、“普及”与“提高”是一对永远难解的结
在宁蒗的几天里，在我和宁蒗朋友的交流中，教育局的冯天祥书记、战河中学的卢峰校长、宁海中学的卢堡生校长，以及永宁乡中心完小的海汝鲁校长等宁蒗县的教育界人士，都对贝尔班、宏志班、春蕾班和滋根班等这类的办学模式非常推崇。他们说这样才能保证学生成材。这里所说的“成材”，是指学生能够升入高一级的学校。卢校长还说，他们学校能够保证这几个班至少有80%的学生能够考进高中。
社会发展到现在，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仅仅具有小学和初中的文化也是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在经济还十分贫困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普及”和“提高”这一对难解的的矛盾，恐怕还需要作许多的考虑。在我几天来和教育局同志和学校的老师们的不断探讨中，我也在不停地考虑这个问题： 假设滋根现在资助的这90个初中生今后都能读上高中，那么，这90个高中生和滋根最初本意支持的300个初中生比较，对社会和对家庭来说，哪一头会更重要一些呢？
目前，宁蒗还是一个经济十分贫困的地方。但是，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这个县要远远比我在贵州许多地方考察时看到的要强得多。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贫困的宁蒗就敢于采取不要户口，不要组织介绍等“五不要”的政策，引进大批沿海地区的教师，并放手让他们管理学校。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确保教育投入占县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1992年以后，在中考和高考应届毕业生录取率等方面，宁蒗屡屡名列丽江地区前列，体现了宁蒗在教育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
在贵州雷山，滋根实行的是一种“全面支持”的模式，即项目村覆盖的所有女童及孤儿，不论其学习成绩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一概支持。在云南宁蒗，不管滋根的本意如何，事实是实行的是一种“重点支持”的办法，即以“家庭贫困，品学兼优”为标准（事实上是多以“成绩为主，择优支持”）。就象我们前面没有办法评判“是90个高中生重要还是300个初中生重要”一样，我们也没有办法肯定两种模式中哪一种更好。因此，在滋根财力有限，受助地区教育资源有限，以及目前所实行的教育体制的情况下，两种支持模式都各有长处，也各有弊端，也都值得一试。
（2004.03.1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