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錢理群

出版社:三聯書店(北京)

國際書號:7108018810

頁數:324頁

裝幀:16開

出版日期:2007年8月北京第5次印刷


 《與魯迅相遇》後     林思晴

這堂課讓我又更接近感受光興老師口中的「學院體制」是如何運作,同時課堂上也討論了許多知識分子該有何所為,我想魯迅和錢理群提供一些準則與辦法,他們同時也親身實踐了一些社會改革,但是做為大學生的我,是要花些時間去探索我能不能夠成為一個知識分子。這問題挺現實的,卻也可以點出我現在不知該往何去的困境,我究竟要成為什麼才好?當然這裡面我並沒有想要以利益為出發點,純粹是想找尋真正喜歡的事情來做,跟研究所的學長姐們上課,讓我感到很新奇也很沉重,尤其是某些討論的議題我和幼唐無法深刻體會時,不一定是種疏遠的感覺,反倒慶幸這麼早就知道這些可能變成問題的事情,又看到錢理群在此書的第七講,也讓我重新反思為什麼進人社系、人社系種下我們成為什麼種知識分子的種子?但同時也沉重於之後若踏上這條路,是不是也要再輪迴一次呢?

人社系學很多、很廣,無所不包,但都強調如何去看待問題與反思,也就是批判思考的能力,魯迅在這展現做為一個「人」而不只是「知識分子」的深切反思與他看待國家政治時獨立性的思考。往往找問題是很簡單的,不過如何把問題找的好卻是十分困難。錢理群拿女大學生風潮事件為例子,一般像陳源之輩的學者或者是大眾,很多人都認為女學生們不懂事,才會發生與校長爭執的事件,但是真正的問題在哪?我們必須找出更好的解釋;更獨特的是魯迅從中間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很嚴重的思想矛盾,另外與當時大環境的氛圍也有許多的特殊性參雜於其中,不過錢理群認為魯迅的觀點是很有前瞻性的,魯迅所反思的事情我們可以從今天都與其呼應,雖然女學生事件已經離我們八十多年,但念起來卻是膽顫心驚,不知為何,總覺得魯迅的道理很神奇,明明說起來並不困難,但真正能堅守的人卻不多?又回到人社系,我們遇到許多要用獨特角度去看事情,不能只被外在給迷惑,但是教師是在學校社會裡很重要的一環;學生雖然有權力去追尋與自己相吸引的知識,但大多數任課的權力還是歸於教師,尤其以義務教育更為明顯,這時候學生該如何做獨立思考?大人們掌控了大部分的學習主權,我們能接收的思考以經是經過挑選後的結果,教育家如何不成為一個「殺人者」?這個殺人者如魯迅所說:「在杯酒間、於微笑後吃人…。」 這種殺人者雖然不見血,但卻也是千真萬確、血淋淋的「吃人」。我認為做人要有倫理,不過魯迅說中國女人是很可憐的一群,是下層的下層,我仔細想想,上位者罵下位者;下位者把氣出在自己地位更低的人;就這麼層層轉移,在傳統社會的女子,我想是最有苦難言的一群吧。又提到傳統的婆媳關係 ,這裡很傳神,媳婦熬成婆後卻反對於有相同處境的晚輩百般苛刻,因為自己是這樣苦過來的,晚輩憑什麼有權享福,當然可能只是某些人的偏激罷了。社會與家庭的傳統倫理複製到學校上,就算女生可以念書,到現今我們還是不太看好女生的成就,或者說,女生有成就會被視為很「了不起的」,被大肆拿出來宣揚一番,這其實很傷人也很讓人不服氣,到現今台灣還是存在這些意識,甚至在清大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這股不舒服的歧視。女性在這裡被魯迅視為可憐、下層的民眾,所以他要秉持著良知替下層者打仗,就算他與當時的潮流思想不符,也要試圖去替這些可憐人辯護。

這裡有一個疑惑,就是現在我們所謂的自由主義,與當時魯迅時代知識分子所談的自由主義相同嗎?經過時代的遷移,這種思想還可靠嗎?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弊端,我認為不亞於威權主義,人們可以用自由主義當藉口,任意侵犯別人的權利卻說自己在執行自己的自由權?現代台灣對於自由已經過於濫用,在這種環境與對自由概念的建構上,早已經根深蒂固;但魯迅那時代大家剛從皇權恢復共和體制,對於擺脫千年的束縛還頗不習慣,自由是個新穎的概念,我強烈覺得魯迅一直傳達出那時的自由主義,根本不是真的自由,那群提倡新思想的「紳士們」,個個是批上偽道學的皮衣行走於世間。學生有上課的自由,有替自己爭取權利的自由,為何女學生事件變成一種威權體制下的懲處,因為出了這個亂子實在是「不成體統」,「學校要有個樣子」 不能丟臉,這時候提倡自由主義的學者,卻反而維護起校長,在現今應該會受到許多批判,因為事情有許多的討論空間,但魯迅似乎是冒著被眾人圍剿的決心去挑戰的,又可看出,自由主義究竟被誰拿來說嘴?被誰拿來實行?而使用這些理論好像有些「前提」,難怪魯迅說中國那時沒真正的理論,對這些偽道學家有些嘲諷吧。不過對於理論本身,對我而言是很不安的,世間瞬息萬變,我卻無法用理論去概括全部,想想這也是好事,若能被公式所規範的世界就不有趣了,人就是要從這裡面去尋找更多的可能性,就像南韓與台灣的經驗,處境很像但卻有明顯的差異性存在,南韓對於台灣卻又不失為一個參照點。但是不學理論又有些惶恐,我想應該是升學主義的魔鬼在作祟吧!別人都有自己卻沒學到就會不安心,怕輸人一等,何時才能把這根拔除呢?我想這是種永無止境的焦慮感。

除了反思自由可能帶來的問題以外,台灣目前的社會,在某些時候社會秩序似乎凌駕於民主自由之上,這裡我想可以呼應魯迅的恐懼感, 被學院體制化的思想與規範,從許多人變成一個人;許多話變成一番話!如此的意正嚴詞下,許多可能性就喪失了。大家的獨立性不見了,魯迅害怕人不能獨立思考,可惜許多台灣人在政治分邊站的過程中,自動忽略了常掛在嘴邊關於自由與民主的真諦,或是政府執行公權力時,可能會忽略下層百姓的權利,這可能也是魯迅一直強調的懷疑精神吧。不要放棄自己該有的發聲權,這是一般民眾可以做到的事情,而所謂知識分子所處的位置,要再更尷尬一些。他們不僅要關懷到下層人民,而且要堅持自己的理想, 對於知識分子,魯迅只求一個「真」字,是發自內心底層的憐憫心想要去改變這個社會,但是做到以上兩點的人常常是孤獨的,這也是魯迅在中國當時的寫照,因為他處處不討喜,但這時孔子也曾說,大家都討厭的人不一定就是壞人;而大家都喜歡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好人。雖然魯迅惹上許多爭議,但是對於知識分子的信念他依然不放手,也就是這種擇善固執的性格令人激賞,但是同時本身也遇到一個矛盾。 問題出在魯迅要求知識分子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所以自身不可以與任何一種力量太過於連結,而他想關懷下層民眾,必然的要受一些影響,但是錢理群說:「魯迅不像胡適迷失了初衷,而是重新對社會運動本身進行冷靜的審視與反思,也不把任何理想、運動和社會勢力理想化,在他看來,那只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 可是他在精神上已經與民眾連結了,這樣算是有違背自己的理念嗎?或者我可以找到幫魯迅辯解的說法嗎?因為錢理群在這段話沒有提到魯迅還是跟底層者連結,好像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自己是認為當人對於某些事物產生了關懷之情,就已經逃脫不了你與被關懷物的羈絆,這種情感太細膩,一般人也很難從此脫身,說自己與此事物只有理性沒有感性,這是不可能的。對於魯迅提出要獨立思考,那對於所關懷的對象的連結和這個標準的寬鬆我不太知道魯迅究竟分寸是拿捏在哪。魯迅有提到「官魂」、「匪魂」和「民魂」, 他分析中國自古以來革命是很常見的事情,所以造反是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 跟著這個脈絡,所以他說官跟匪其實只是時間問題,到最後都疏途同歸;不同的是民魂,而許多時候官跟匪在殺人時都打著民的旗幟,魯迅說:「官說自己是為民造福,匪說自己是為民造反。」 所以反過來問民魂究竟是什麼?錢理群認為這裡的民魂就是指真的知識分子,自立於官匪之外;又舉出王富仁先生說民魂是以一個公民的身分,一個社會的普通成員身分來說自己想說的話。這裡的民魂融合了真的知識分子與公民的身分,我又看到知識分子與民眾的親近性,這樣來說,知識分子真的能離開社會,獨自埋首於書堆嗎?我認為是不能的,而在親近社會下,又回到要如何與群眾保持一個距離的問題,這也是錢理群自己面對的疑惑,要靠的多近又不至於感到疏遠?確實值得令人反覆思考,也是想成為有獨立批判思考的人必須面對的課題。

1. 錢理群《與魯迅相遇》,頁240。
2. 同上注,頁239。
3. 同上注,頁242。
4. 同上注,頁258。
5. 同上注,頁261。
6. 同上注,頁262。
7. 同上注,頁262。
8. 同上注,頁263。
9. 同上注,頁264。
10.《學界的三魂》,《魯迅全集》3卷,208頁。


因此是不是在1908到1918這十年沉默後找到的 “中間物”這個自我的重新定位,「打破了外在與內在的神話以後,他就真正從缥緲的天國回了現實當中。」到了1936年就又回到了真正缥緲的天國,這個天國不直接是死後的天國,而是活著的時候因為接近死所進入的狀態。我不是試圖以這個死前的無慾望狀態,來作為一個思想家、作家自我否定的起點。較貼近的說,這個重要的轉折,即使經常是非常短暫,也應該以一定的份量被保留下來,但卻鮮少。我想起一種功利的對待生命的態度,老年被視為即將邁入死亡與不具生產性的。而無慾望狀態因為無自我呈現的慾望而無法被呈現。


 《與魯迅相遇》五至九講  陳幼唐

在我受教育的過程中,凡是講到五四幾乎都是以「反傳統」來一筆帶過的,而「反古」、「反傳統」也同樣被拿來簡單地套用在胡適、魯迅等人身上,但透過錢理群重新接觸魯迅後,又覺得魯迅、五四並非是這樣的單純,而為何在台灣會有這樣簡化甚至是有點一元的論述也是有意思的,也許五四傳統隨著那批學者撤到台灣以後又變成另一種樣子了。總之我對於五四的了解還是遠遠不足的,而不了解五四,又如何能談什麼現代中國呢?回到「反傳統」,其實錢理群口中的魯迅讓人感覺並不是那麼全面反古的,縱使他對中國傳統有相當多嚴厲的批判,他也沒有完全捨棄中國的一切,自此朝向學習西方之路前進,文章中提到:

魯迅並非不加分析地”反古”,也並非不加分析地”崇今”;但魯迅也絕不是”越古越好”的”古之迷戀者”,更不是視”祖傳”、”秘制”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祖先崇拜”者,他是活在現在的中國人,他的價值標準只有一個:是”阻礙”還是”有利”於現在中國人的”生存,溫飽和發展”。

我覺得,與其說魯迅是反古,倒不如說是魯迅對於歷史自有一套不同以往的解釋方法,姑且就稱做是魯迅的歷史觀吧。

魯迅對於當下中國所面臨的危機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存在的,所以他也提出了諸如「中國民族精神的危機」、「現代中國人的生存」等關鍵議題,而在魯迅處理這些問題之前必然先對過去的歷史做出論述,而我認為魯迅在面對中國歷史時,就有使用他獨特的歷史觀去認識過去、分析過去、解釋過去。以不同的認識方式來看歷史,魯迅會如何看待「過去」與「現代」之間的關係呢?首先我認為魯迅所說的「現在/當下」和「現代」是兩個不一樣的概念,「現在/當下」看來只是時間性的概念,而「現代」的意義好像就不僅止於此了。甚至我還有種感覺,就是在魯迅眼裡,「現代」從未真正到來,或許在魯迅心中,現代中國或是屬於現代中國的文化、思想一直是未曾出現的,因為一切都被「過去」所限制住了。或許狂人日記中的「吃人」也可以做此理解,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全都是吃人的歷史,而它也吃掉了生活在當下的人們的可能性,阻礙了現在中國人民的生存,人們並沒有辦法做出屬於自己時代的、最適合自己生存的選擇。這些僵化的「過去」可能是封建制度,也可能是被神聖化、一元化了的意識形態,而每個都深深的影響著當下的中國人民,其實中國人民們一直以來都是無法對歷史做出解讀的,只能隨著那些為勝者作傳的人起舞,歷史就好像被強暴了一樣。所以我覺得,魯迅所說的「現代」應該是指人民能就他們所生存的最真實的環境,以自己主體的眼光去解讀歷史,並且做出對他們當下生存最為有利的選擇吧。

「儒效」是魯迅在談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時的一個相當有趣的看法,如同書中所說:「他對於儒家思想命題的考察,重點不放在提出者的原初意義,而在他實際發生的影響,在”現代中國”的意義與實效。」 顯然儒家學說在中國是一直被統治者壟斷的,而儒學也用來統一中國的思想,進而對人民施以封建專制的奴役,這是完全不利於「現在中國人的生存」的。但是魯迅縱使批判了這樣的「儒效」,但也沒有就此主張要全面拋棄儒家學說,而魯迅要怎麼用一種所謂的現代眼光去重新解讀儒家,儒學中又有什麼是可以為當下中國人所用的地方,這部份就沒有看到什麼進一步的論述了。魯迅是如何將自己接合到中國傳統的呢?我們又該如何立足於現代,以現代的眼光重新解讀中國傳統、中國經典呢?如何從這些傳統中發掘出有利於現在中國人的生存、溫飽和發展的東西呢?我想這是個複雜的問題,也許我們從未能真正以我們立足的環境,以當下最真實的狀況與經驗,以一個主體的姿態去看待自己的過去。

除了過去與現代,我覺得魯迅也有觸及到一點「未來」,而未來就如同過去之於當下般,是被壟斷的。魯迅看未來並不是目的論式的,他並沒有如共產主義者般對未來有個終極指向,也沒有烏托邦式的彼岸存在。或許是因為如此,魯迅對於共產革命的結果才會是不抱希望也不抱絕望的吧。我認為魯迅不是談「未來是什麼」,而更像是談「未來的可能性」,若是連當下都被過去的封建體制,甚至是共產黨無產階級理想所限制住的話,又何來未來之說、何來未來的選擇呢?只會像過去中國的歷史一般,重複著奴隸的循環。以魯迅面對共產主義的歷子來看,賦予將來一個終極指向以從事現在的反抗,也會造成對將來可能性的一種扼殺,所以魯迅一直在做的,似乎就是要破除一切來自過去或是當下任何人的壟斷,找到未來的可能性,而「歷史的循環」正是魯迅極力要去避免的。讀到這個部份,讓人不由得想到狂人最後的吶喊:「救救孩子…」

「歷史的循環」這個概念在魯迅的筆下是一再出現的,我想這應該也是魯迅在面對過去中國時所做的歷史解釋,是他的歷史觀吧。顯然魯迅是希望停止這種循環,使得中國能發出最真實的聲音的。然而我看到的仍是一個失語的中國,今日在一片「中國崛起」的聲浪中,中國又可曾真正認識自己嗎?可曾「用現代中國人的自己的話真實地描寫自己」 嗎?除了物質層面的中國以外,在我心中那「歷史的中國」、「精神的中國」仍是相當模糊且遙遠的啊。


 相遇在死亡               陳炯志

我的確什麼慾望也沒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舉動都是多事,我沒有想到死,但也沒有覺得生;這就是我所謂“無慾望狀態”,是死亡的第一步。(25)

魯迅在《 “這也是生活”…》所呈現為死亡所捕獲的「無慾望狀態」,讓我捕捉、領略到一些面對死亡感受的側面。父親在面對癌症,從一開始進入一種「相信」自然療法的狀態,所呈現出來的較傾向於積極正向的態度,到這個「相信」某種程度的破滅,轉而成為帶點消極,但我們問他,他卻又說沒有的一種狀態。消極和積極好像是太過的辭彙,以致於無法說明什麼。「沒有想到死,但也沒有覺得生」好像比較能貼近這種狀態(說好像是因為我尚未經歷過,無從判斷)。

如果說,一種對弱勢的愛是魯迅死前的一個側面,那麼這種無慾望狀態應該是另一個真實的側面,來自無聊與消極的呈現。自己的死亡是這麼樣深刻與無法迴避,因而構成了至關重要的哲學命題,如果 “我” 不存在了,這一刻,不是十年前《死後》想像人死了知覺神經還在的觀看一切,那種抽離以及半帶點犬儒的距離感,而是死亡將我們拉回到這種不再是分身的狀態,再也沒有分離。應該來作一個關於思想家與自己的死亡的探討,如果拋頭顱灑熱血的激情過了,死亡的距離感消失,思想家們如何在這生命的最終一刻重新看待這一生所作的事。單就一種是否失去信念來區分是一種過度簡化的看法。就像龍應台談面對自己父親的死,覺得即便父親死後的好一段時間裡,都還有各種思緒與感覺的持續綿延,很多作家都經歷過這一段,但卻鮮少聽到人談論。我的想法一方面來自這裡,一方面來自自己對死亡的思考。從一種諷刺的距離感到無慾望,我感覺到的是更接近死亡的反應。不必然是病危程度所造成的接近,而是認知上的改變。

飆車對我而言不只是技術上的鍛鍊,同時也是對於生命的極限可以推進到什麼程度的試驗。但這又是一種在極度專注中的抽離條件下的試驗,因此,並非完全是一種「認真」的面對,而是因為抽離,使「獻身」成為一種真空狀態下的獻身,一種裸命的獻身。它剝除了家庭、政治與信仰,就如同每天不斷上演的各種生物的死亡,不是為人父、為人子或為人夫的死亡,也不是政治意義下某個偉人的死亡,而且也和朝向彼岸世界的宗教情懷無關。但逐步的邁向一種確信的死亡終點,「好像」是一種不同的過程。因為是在這一切關係都還很清楚的情況下進行,考慮到母親、考慮到海嬰、考慮到許廣平。但我說「好像」,是為了保留了一個商榷的空間。如果最終認清了「萬般帶不走」,在這裡我不打算接「唯有業隨身」,因為這句話把信仰帶了進來。而我所要談的是「無慾望狀態」。我不知道如何去看,或許是因為最後是「起死回生」才有機會把這個瀕死經驗呈現出來,而下次就算是相同的體驗也沒有機會再寫出來了。還是經歷過這次,對於死亡有了不同的體認,以致這種無慾望狀態不會再出現。

 

 


 在魯迅停止思考的地方繼續往前思考:《與魯迅相遇》(上)書後    阮芸妍


 閱讀《與魯迅相遇》:魯迅對「現在」的看法與我所憶起的「文化研究」    劉雅芳

在錢老師對於魯迅的時間觀的討論之中,我們知道了魯迅對於現在的體認是具有強烈的現實性的。更抨擊美化過去或是過份強調將來的人,有幾個人對於現在的考量是真正下過功夫的。而對於現在的思考不夠的話其實就是殺了現在也殺了將來的作為。

錢老師更引了魯迅的一段話:「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懷念”過去”,就是希望”將來”,而對于”現在”這一個題目,都繳了白卷,因為誰也開不出藥方。所有最好的藥方,即所謂”希望將來”就是。」這段話使我好像有點明白,在當前大陸的文化研究為什麼有一股力量是好像可以和魯迅的思想連結在一起了。而這個連結其實就在於現在與當下的重疊。

我為什麼會這麼想?這就要從我已經快要忘記的,或者說已經被視為「不重要」的或是無關緊要的英國文化研究的起源談起。但我這樣講不是在「懷念過去」,可是我卻非常的記得當初在讀這些文化研究起源歷史與介紹時常常遇到的兩個用語「脈絡化」、「對當下提出問題意識」。也就是說文化研究起源的歷史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對當前的社會、文化提出觀察、解釋,但這些當然不是要把所謂的當前抽空,而是要加入歷史化的分析。我還記得articulation(幾百年沒提到這個字)。

當然身為學生,總是會非常鑽牛角尖的。我記得我當初在腦海裡的問題總是,到底要怎麼脈絡化才脈絡化的夠?到底要怎麼樣的做研究才不只是文化現象分析?

現在我的疑惑好像有一點點解決了。甚至,我在想魯迅即便是要我們好好睜著眼看現在與體會現實,但是他並不是要我們前不著村後不著地的不要過去。但是忍不住有一點還是想要問,怎麼做(才到位)?

 


 《與魯迅相遇:北大演講錄之二》閱讀心得  蘇淑冠

魯迅與毛澤東

當初,錢玄同勸魯迅為《新青年》寫文章的時候,魯迅拒絕了,理由在於懷疑啟蒙的作用,但是同時魯迅又懷疑了這種懷疑,懷著「萬一」的希望,於是魯迅開始了他的寫作,這就是錢老師解釋魯迅為何抱著「質疑啟蒙又堅持啟蒙」的複雜態度出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而這也是魯迅不同於同時期的啟蒙者的獨特之處。魯迅懷著巨大的懷疑和否定,以生命黑暗面為其核心,走向了五四運動,以魯迅最有名的「鐵屋子」理論來思考,使人民自覺、啟蒙,但又懷疑人在精神條件和物質基礎尚未成熟之前啟蒙的意義,在此,或許我想從魯迅這種哈姆雷特氣質進入到「毛澤東」,或者說,思考行為與幻想之間的關係。

Zizek曾對莎士比亞的一幕對白做出了解釋,我認為能夠頗精確形容魯迅卡在「做」與「不做」之間心理層面的「害怕」:「在計畫一件危險的行動和開始行動之間的這一段時間裡,一個人就好像置身於一場可怖的惡夢之中,遍歷種種的幻象。」Zizek指出正是這樣的幻想,填充了抽象的行動與其現實化的實際行動之間的空隙:那是構成使人虛弱無力、猶豫的材料,於是,產生的是「害怕」的感覺,想像如果那樣做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如果不這樣做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於此觀點思考魯迅與毛澤東思緒邏輯,如「鐵屋子」理論顯出端倪,錢老師說:「魯迅對於鐵屋子理論的質疑在於:第一、『鐵屋子』真的能夠摧毀嗎?第二:你把這些年輕人喊醒,能不能給他們指出出路?」(《與魯迅相遇》,110),這一點的懷疑跟毛澤東的意志論具有最大的差異。五四時期包含毛澤東的青年這一代有著強烈的革命觀,由於處在一很特別的重要歷史時期,這一代人對於社會變革與政治運動的批判思想與行動,大多是堅信個人思想意識上的啟蒙能夠改變中國當時社會的積弱,每個「新青年」都有責任跟義務透過自己思想的改造進而改變中國社會,包含陳獨秀、李大釗或者《新青年》成為一個思想啟蒙的媒體深刻影響那一代人,成為重要的批判資源,「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毛澤東這樣的知識份子關心的是事實上能否能做到,不關心理論通不通,「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知識份子(包括毛澤東在內)在他們選擇急列(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的同時,又力圖使其倫理化,賦予其某種人道主義的色彩。」(《豐富的痛苦》,180)。所以,有一種解釋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激發出「中國」民族主體激進性的顛覆,即從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到顛覆的產生一批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行動者,企圖對抗對抗整套「中國傳統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符號性座標,馬克思主義(和列寧史達林主義)成為當時中國思想對抗的資源,如馬克思曾在一八五○年提出的「不間斷的進行革命」這一點,同時都影響了蘇埃和毛主義,如毛澤東提出的口號:「搞革命必須一個接著一個,趁熱打鐵,中間不使冷場」,因為中國廣大的「一窮(指農民)二白(指青年人)」,所以毛思想奉行的是「不斷革命」才是與過去徹底決裂進入下一階段的方法,不斷革命,才有辦法激發人的幹勁促發共產主義烏托邦社會的到來(《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p.180-188),這點說明了五四運動時期之意識型態持續影響著毛澤東,即,只要去「相信」、只要有正確的思想意志就能進行改變、革命,意志是促成改變的動力,「意志堅定的革命者能夠按照自己的觀念和理想創造歷史」(《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p.235)。

探討五四這一代人思想與行動關係的差異,以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作為光譜,觀看魯迅和毛澤東的差異似乎會是一個有趣的軸線,五四時期中國知識份子理想主義、毛澤東、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在精神思想上似乎都程度不一的混雜與纏繞,例如以「無政府個人主義」與「無政府共產主義」的概念來說,在五四運動初期,毛澤東在信仰馬克思主義之前身受無政府思潮的影響,最直接的觀察是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把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文的巴黎公社做為理想模式,並且使得毛澤東在政治思想上始終「反對官僚主義」(《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p.230)。「無政府主義」是毛澤東思想的一部份(雖然到毛澤東後期,好像越來越消失這一部份),而魯迅也曾帶有很強烈的無政府主義(參見《與魯迅相遇,78-79》),以及,魯迅在思考「人民」、「個」、「己」的意義上,強調人必須以自己的存在為根據和原因、人如何能夠脫離他者依賴關係獲得的自由、和魯迅對「眾意」的看法等這些觀點,都可以與毛主義及毛五○至七○年代的政治行動作細緻的參照與對話,但是兩人卻又似乎明顯的分別為「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同樣一批五四背景出來,但魯迅精神氣質上固執的懷疑,和毛澤東思想上採取修正的堅信,似乎對於看待中國政治意識型態路徑上的「左」加諸更多異質和分岔的討論空間,而這也是閱讀完魯迅後,也產生了閱讀毛澤東的理由之一吧。


 

 


上回沒交作業,這次想連同課堂演講一起,說一說閱讀與討論後的心得。

錢理群老師在對於當前的魯迅研究做出描述時,針對指責、批評魯迅的言論這麼說:「當然還有一種情況,是我們如今生活的時代和魯迅的時代大不一樣了,我們需要在魯迅停止思考的地方繼續往前思考,這樣人們就有必要對魯迅達到的和沒有達到的進行反思,這種反思常常帶有一定的批判性。」[2]這段話讓我很感動,從上海回來之後,我反覆地思考自己為什麼要研究魯迅,為什麼可以研究魯迅?或許答案可以就是這裡說的,在魯迅停止思考的地方繼續往前思考。說起來輕易,但如何不是「如果魯迅活到現在」這樣去延續魯迅的思考,而可能是更有開放性的、更根本的把魯迅當作思想資源去開始我新的思考呢?

我完全可以理解通過閱讀魯迅或錢理群,是重要也必須的過程,但我總覺得,不管閱讀什麼還是必須經過「重新轉化」的過程才會成為自己的資源,這個「重新轉化」如何做到,才是關鍵,不然閱讀能幫助我們的有限,因為我覺得書寫本身並不是答案,單看材料的話,有時候只會去找出某一些層面的問題而已,看不到更深入細緻的東西。或許透過某種敏感而嚴肅的思考,有可能進到某個程度的理解,但要如何更「進去」,還有,進去之後要怎麼出來?這些對我來說都是還沒有辦法設想的問題。

最近比較多的在想「轉化」如何可能?特別是像錢老師會說的,把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或者他強調要提倡「各人閱讀」,讓自己做為一個生命個體去與魯迅的個體生命相遇、對撞。

對我來說這個問題還是會回到文學,我思考的是,文學如何幫助我們完成這樣的「轉化」。我的意思不是「文學」具有優位性,或是只能把「文學」、「文學家」當成資源而已,我所設想的是,文學或是書寫或是各種形式的閱讀,應當都有助於理解別人的感受,然而,同樣重要的是,書寫或閱讀也能幫助自己更敏銳地意識與掌握自己的感受。通過更細緻地把握自己的經驗感受,或許才能更好地把對象轉化為自己的資源。這樣的想法,或許就與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說的「攫人心」很接近,當魯迅設想如何以摩羅詩人的文字來讓無聲的中國說話時,首先設想的一步,要讓讀者的靈魂被擾動,要讓讀者「活」起來。

然而,自己的經驗與對象的經驗到底該怎麼連貫起來,或者接著問我一開始的問題,為什麼在現在要研究魯迅?為什麼我在這個位置上要研究魯迅?即使我說我有自己的關懷,就可以做出有別於別人的魯迅研究嗎?

魯迅在說摩羅詩人可以攖人心的時候,設想了人人都有「詩性」所以可以被這些文字喚起,這種普遍性如果要與個人經驗相連,那麼中間又需經過怎樣的轉化呢?

薛毅有個很好的說法:「人文學者的有效經驗,來源於努力將外部世界包容進自己的內心的過程之中,使之成為心靈的組成部分。因為這樣的經驗,才有普遍意義,才有能量。……更重要的是想盡一切辦法打開自己。而打開自己肯定是和閱讀、理解別人緊密相關的。到時候,你會發現,你不再有你的內在問題了,或者說,你的內在問題能夠通過講述外部世界呈現出來,這個時候,你的獨特性是真正的獨特性。」我喜歡他的說法,不過我還是在想具體的做法會是什麼。
 


 《與魯迅相遇》前  林思晴


我們閱讀陳映真、評論陳映真;有如錢理群剖析、探討魯迅,而我們要在什麼基礎下去討論錢理群?我想魯迅不僅要帶入錢理群的思想,錢理群的家庭背景、社會、大時代的氣氛都要納入討論,有如他討論魯迅一般。這種功力從書本上可以看出錢老師很仔細去理解魯迅的內心,非得要把魯迅從頭到腳翻過來去搜索,尤其是神入人的內心這點,如何把書本文字武裝後的感情拆解?或許沒有武裝而是赤裸裸的,又要如何從這麼坦蕩的文字中找到魯迅有如此的心靈高度,這就是錢理群閱讀上給我的震撼。因為之前寫過陳映真的大報告,頓時看來也只不過是一些拼湊簡單的東西,對於陳映真心中所相信的真理,也只掌握到一點點的部分,深度與廣度都需要再加強。

魯迅在這本書中雖然是書寫的重點,但我彷彿常看到錢理群的影子,是種跟隨不散與傾羨的愛憐。魯迅的話錢理群銘記在心,而魯迅的作為更是錢理群的指標,所以前幾周閱讀的錢理群自傳等等,都讓我與這次閱讀的魯迅非常契合,就算沒深刻讀魯迅的文本,也已經從錢理群的心中得到許多思想的資源。魯迅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有尖銳思想的人,而給人的感覺是嚴肅、以喚醒國家基層人民為號召的精神界勇士;但他不為人知的是另一個溫柔的面,錢理群也說很少人讀到他內心溫柔的部分,而做為一個丈夫與父親,對妻子與孩子的愛是濃郁的。這些話讀在心中是震撼的,家庭對於個人的重要性,甚至會塑造不同的人格,陳映真的特殊背景帶給他對於中國與台灣的眷戀、搖擺,每次閱讀不同人的文章,裡面的生命故事是我最感興趣的部分,所以我很喜歡閱讀小說,通常人都會把自己的經驗偷偷和在裡面,可是魯迅認為小說應該要能傳達精神才算小說,這點令我很訝異,不過後來推敲他的時代,我若用現代的標準去看他的論斷,其實有些不公平,時代一直在變,我和魯迅兩者大時代的氛圍是不相同的,但是上這些課不就是要讓我們了解魯迅或錢理群如何處理大時代下的難題,進而從他們得生命體驗中找出與我自己的時代有些連結的部分,或許能提供一些想法。

魯迅有著傳統士人憂國憂民的氣質,我很喜歡錢老師用「為人生」的文學談魯迅,我同樣也認為文學應該寫出生命經驗才算個準,若是指無病呻吟的文學讀起來還蠻令人煩躁(但我自己有時候都會偏向某些我喜好的作品,常常忽略一些重要且雋永的作品。),但是作家肯努力表達自己的思想與人生,這應該是很難啟齒與不堪的吧,要狠狠把自己拿出來審視,所以魯迅在這方面也是讓我感受到痛苦的地方,錢理群說魯迅和他弟弟周作人不同,非得要把自己拿出來鞭打一番,對於自身是很嚴格的,而不斷的反思下,深深的感受到人與傳統、社會和大眾之間的隔閡與障礙,但「這種隔膜和對立卻反過來加強了對自我的肯定。」(p.97)騎時讀這段是令人悲傷的,也讓我對魯迅的不被了解趕到難過,但天將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筋骨、勞其心智,在魯迅身上也可以看到這種時不我予的感覺。但是轉化成另外一種情緒是:魯迅這種孤獨產生的悲涼感,會產生自我的崇高和英雄氣息,這應該是所謂的曲高和寡吧,當大時代的心智還無法跟上他的思想時,一種孤傲的感覺就會湧上超群者的心頭,不過很幸運的是魯迅沒有把這種比較負面的情緒停留太久,經過一段的沉潛,他也在反省中消化了自己的英雄與浪漫情節。(p.97)雖然只是輕描淡寫的一段話,但裡面的血淚卻是幾十載的工夫,有時還要忍受別人的冷嘲熱諷,或是無知音可以尋覓的孤單,這些都是我沒經歷過的,就像魯迅的鐵屋子,要怎樣叫醒這些沉睡的人?這工作太困難也太重大,一般人很難做到。

其實我常佩服有行動作為的人,當時魯迅說了鐵屋子理論時,錢玄同就認為:「驚醒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就不能說沒有破毀鐵屋子的希望呀!」魯迅終於答應了加入《新青年》,以文章喚醒國人。他們有能力有機會去改變當時內憂外患的國家,如果換成是我這個時代,問題在哪?該怎麼做?我想我應該還是鐵屋子裡的一員吧。

之後我想多寫一些關於第一講的內容,但是我想把一些畫找到,還有讀裡面提到的文章,我對於此書第一講是非常喜歡的。


 《與魯迅相遇》一至四講    陳幼唐

以前讀魯迅時往往會有種矛盾混亂之感,有時甚至會覺得這個傢伙根本在找麻煩,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行,到底是想要怎樣!也因為如此,魯迅不像其他的作家學者,他的立場和核心思想對於閱讀不深的人來說,是比較難以理解的,所以這次透過錢理群來閱讀魯迅是瞭解魯迅思想的重要切入點。

對我自己來說,「反對一切的奴役與壓迫」毫無疑問是魯迅最重要的核心思想,這雖然看起來很簡單易懂,但是放在魯迅當時所面對的各種狀況中便會顯得相當複雜。例如魯迅所謂的「個/人」和「類」的概念衍伸出的各種討論:個體的自由和整個民族的解放哪個比較重要呢?人的個體性和群體性之間的矛盾往往導致在最後必須落入二選一的抉擇中,然而我認為魯迅雖然強調他重視「立人」、「個體精神自由」,但在面對人的個體性與群體性時,卻也不是單純地以二元對立的觀點去看待這兩者的。我覺得在討論個人和群體孰先孰後的同時,缺少的是對那個施予奴役、壓迫的對象的討論。顯而易見,壓迫者的對象往往不是單一的,它可以是人、是帝國、是殖民者、是資本家…,壓迫者看來是多重的,且由於時空的不同,壓迫者同時也是會變動的,因此我覺得魯迅在討論個體性和群體性時,是相對於壓迫者的不同來討論的,在面對外在的帝國主義侵略危機時,民族主義必然是重要的,然而它卻也不是需要犧牲個人自由才能達到的,人或許可以因著對抗同一個壓迫者而團結起來,但這也不意味著人得放棄自己的個人自由,向另外一個不同的壓迫者妥協的。所以我認為在討論「類」的時候也不單純是指一個民族或國家,也許這個「類」可以是女性、學生,或是其他各種群體的組合。所以魯迅強調先「立人」再「立國」的用意,也許是為了使人們不要在反抗奴役的同時又落入一個新的奴役中,而這樣的「人」也必須在每一個時間點都有對於壓迫、奴役的敏感,並能做出因應這些壓迫的選擇的。以此討論的話,魯迅強調人要有「個體精神自由」的基本態度就是非常重要的了。

除了對個體/群體的討論以外,我認為魯迅這個「反對一切的奴役與壓迫」的思想也是具有雙向性的,而這就必須討論到魯迅對於中華中心主義的反省了。老實說,我並不是很明白魯迅對於中國的大國心態的反思是如何開始的,但至少可以知道,即使是自己去壓迫、奴役他人,也都是必須給予同樣的譴責的。魯迅在討論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時,有說到要建立一個「人國」,以錢理群的話來說就是「一個獨立的、統一的、強大的民族國家」 ,這個國家是可以在世界上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然而這卻也隱隱帶有中國重新成為一個帝國的慾望,又會像從前一樣去壓迫週遭的弱小民族/國家,所以魯迅對於中國大國心態的反思是重要的,必須回到中國本身的歷史,重新看到中國作為一個壓迫者的存在,並做出反省才行。所以,除了不能做異族的奴隸、不能做自己的奴隸以外,想要讓他人成為自己的奴隸同樣也是不行的。但是,魯迅這樣一個「人國」的圖像卻也是模糊的,魯迅想像中作為「人國」的現代中國究竟是什麼樣的面貌呢?它和其他國家的關係又是什麼呢?在這部份就沒有談的很清楚了。但是「反對一切的奴役與壓迫」的基本立場卻也能使中國在自己的現代化的進程中,既反省東方傳統中所具有的壓迫,也能避免西方現代化所帶來的另一種壓迫。

日本可說是魯迅一些思想初步底定的地方,故在書中處理到不少日本的狀況,其中對於日本知識分子所處環境氣氛以及他們內心焦慮的描寫是令我印象深刻的,其中之一是日本突然從中國長久的壓力下解放出來所產生的民族的自豪感,除此之外也連帶催生了民族自大的傲慢情緒;另一個則是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激情與對產業社會產生的病態後果的矛盾心理。我想魯迅是有拿日本來和中國做參照的,也因此看到了日本全盤西化、「脫亞入歐」所帶來的可能後果,所以魯迅想像中的現代中國並非是自大傲慢的,也不完全是走西方路子的。而我也覺得,日本學者來閱讀魯迅也許會產生一些比中國學者還要深刻的東西,除了上述的情緒外,日本在近代同時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不知道從這樣的經驗與雙重身分中可以發現日本精神狀態上什麼樣的改變,也許能進而找到一些能與魯迅思想接合的地方。

魯迅在討論西方時,有對西方的「物質文明」、「科學文明」做出批判,認為人會因此「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 ,簡單的說,是另一種別於東方專制傳統的對於個人精神的壓抑。在此感覺物質和精神是相對立的,然而魯迅該怎麼面對當時連物質、科學都大大落後於西方的中國呢?而物質和精神難道是必然相對的嗎?或許物質的落後同時也影響了中國人的精神,而物質的現代化和精神的現代化之間又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呢?我想魯迅思想是存在的普世性的,同時他在時間上也是永恆的,可以使我們不斷對當下做出批判和反思;然而相對來說,魯迅思想缺乏的好像是「操作性」,中國在它現代化的過程中該怎麼走呢?而那又是什麼樣的一條路?魯迅使我們看到了西方物質現代化中帶來的壓抑,使我們警惕,同時又必須對於自身文化內的專制因子做出反思,然而外在壓迫卻直到今日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壓迫著中國人的精神與物質發展,到底中國該如何在面對外在壓迫的同時也找到自己現代化的新路子,這會是令人比較焦慮的地方。

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很容易會使人忘記錢理群這個敘述者的存在,直接接受他對魯迅的看法以及對他的思想的闡釋,這當然不是說我覺得錢理群哪裡講的有錯,而是會使我深深地發現自己的貧乏,沒有錢理群,我想我是難以接近魯迅的。同時我也很好奇,錢理群究竟是如何去了解魯迅的?錢理群在一開始說:

「我們這一代人差不多是通過文革才體驗到魯迅,文革之前都讀不懂魯迅,經過那場災難,進入絕望的境地,這才找到了魯迅,與他相遇。」

我想錢理群之所以能理解魯迅,是有他的條件的,然而我是沒有的,同時也驚覺自己對所謂「經歷文革的這一代人」的了解之稀少,我想文革對那一代人的影響應該不只在於知識上,更是深入到身體、精神上的吧。老實說,早從閱讀陳映真開始我就一直很羨慕泡泡(思晴),因為他能夠一頭栽入別人主觀的精神狀態去,去和作者自身帶有的豐富情感對話,而我卻只能只能在外面繞圈子,分析一些很表象隨便誰都能看出來的東西。然而在問她進入別人精神狀態的方法時,卻又得到一張充滿問號的臉,好像這很簡單,不足以構成一個問題似的,令人感到無比的挫折。現在想想,不只是錢理群和魯迅,我也是從來沒能真正了解陳映真的。

1. 錢理群,《與魯迅相遇》,頁84。
2. 錢理群,《與魯迅相遇》,頁71。
3. 錢理群,《與魯迅相遇》,頁11。


 無詞的言語與新生──《與魯迅相遇》(下)書後   阮芸研

在後半本書中,對我最有啟發的是談魯迅與現代派以及創造社、太陽社的論戰。當中有兩點很重要,而且不只是在論戰中,按錢老師一路的分析,是魯迅一直以來的關心:對於「無聲的中國如何說話」與「對革命的重新思考」。

錢老師分析魯迅因為自覺是「擁有話語權的知識份子」,跟下層人民(無聲的中國)中間只能是「代言人」的位置,所以他強調的知識份子的責任,就是要透過各種方式讓無聲的中國說話。但是與他論戰的現代派,不也是手中有筆、能說能寫的知識份子嗎?為什麼魯迅可以,他們就不行讓無聲的中國說話?魯迅用了什麼方式做到呢?我想,不管是語言的創造、形式與寫法的實驗,或是對版畫、民間藝術,甚至民間的迷信都可能是魯迅嘗試的方法。當魯迅意識到自己能說話的時候,就必須「反抗絕望」不斷地說,不斷地寫。

這裡可以回應到我最近在思考的「中間物」這個概念的某些層次。或許可以設想一種中間物的位置:一端是「無聲的中國」,另一端是「行動的一群」,在這兩端中間,有個以文字為業的「知識階層」。或許魯迅對於文學與革命的討論,目的不是革命,而是讓無聲的中國說話。把這個設想放在魯迅與創造社論爭的「革命(與)文學」的關係時,文學是否成為將無聲的中國召喚出來,使之參與革命行動的工具呢?又或者,當無聲的中國參與了革命,或是讓他們可以自己言說(比如工農兵文藝)就算是理想狀態了嗎?如果還不討論這些,光是書寫作為中間物,就有問題,如果魯迅的目的是「怎麼讓無聲的中國說話」?那麼他將陷入兩難,他自己是一個以文字為業的知識階級(中間物),當他要讓無聲的中國說話時,仍然必須透過文字,包括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啟蒙者的方式仍是透過文字的,所以,文字成為必要之惡、必然的手段,這樣真的還能讓無聲的中國說話嗎?魯迅或許發現了,當這個中間物存在時,無聲的中國就不可能真正的說話,那麼,魯迅會怎麼思考、怎麼選擇呢?我想這是我們要在魯迅停下來的地方繼續思考的東西,或許要回到論戰中去討論。

另外一部分是對於「革命的理解」。錢老師指出,在1926-1927間,魯迅出現了新的關鍵詞:「革命」、「大眾」。也重新思考關於革命的問題。錢老師有很精彩的分析,最讓我注意的是他談,魯迅從真實經驗中提升了思考,對革命也有更深入的認識,特別是只出魯迅講到:「革命有血,有汙穢,但有嬰孩。……只要有新生的嬰孩,『潰滅』變是『新生』的一部份。」[306]錢老師認為這是「歷史中間物」(原先的理解應該靠近汪暉在《反抗絕望》裡的討論)觀念的一個新的發展,但他沒有更詳細的解說,我想這裡指的是魯迅對於「革命」的理解,牽涉與影響了他對自身歷史位置的重新理解。

這種革命不是推翻外在某物,重新建設新的東西而已,革命也可以是透過自身內部的翻轉來達到一種革新。在這當中對於自我內在的轉化,牽涉到「自我否定」,但我目前還不是很能掌握這部分,不過至少這會與汪暉對於「歷史中間物」的理解有些歧異。我跟汪暉看法不同之處在於,魯迅的自我否定,不是「不能放棄自我」而是「不要、不願意放棄自我」,不是把舊我去除,而是保留舊我,以舊我承載新的東西。

所以在這裡,革命的血、汙穢、潰滅不能直接去除,這樣反而產生不出嬰孩、新生了,必須把這些保留,才能在當中長出嬰孩,帶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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