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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國際投融資促進會電腦科技組論壇

  

 

 

暨「中國十九大後之兩岸政經情勢」研討會後,這次與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合作舉辦對習近平理論建構、發展思路及其政經發展策略之影響,同時對於習近平時代下所產生的社會挑戰、風險及政治意涵及對兩岸關係之影響。特別舉行一場盛大的「習近平時代的中國:發展、機遇與挑戰國際研討會」。 

  

研討會分為三場共有12位來自不同學校的教授、研究學者,帶來12個主題精彩的演說,理事長葉美麗女士也為黃健群博士帶來的「習近平時代中國社會發展:穩定、失序與風險」演講做評論。



       

黃博士在論文中深度剖析了“一帶一路”戰略,對戰略出臺的背景、目標、推動策略、可能遇到的挑戰進行了細緻的梳理和深入的思考。黃博士提出中國通過“一帶一路”、互聯互通,能夠突破美國的戰略圍堵,掌握國際話語權;同時加大對外開放、創造新的經濟增長模式,推動中國區域經濟再平衡、再發展。與此同時,中國強勢的外向型“一帶一路”戰略,也會引起世界強權的疑慮,運動式的經濟產業政策可能會導致財政危機,值得警惕。整篇文章資料詳實、論證有力,認真拜讀後,受益匪淺,的確為一篇佳作。         

 

拜讀黃博士的大作後,有幾點想法希望與大家分享:

第一,中國為何要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新時代中國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帶一路”戰略自2013年首次提出,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上升為國家戰略,除地緣政治、經濟發展、過剩產業能力轉移外,其最終目標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自秦統一中國以來,歷經文景之治、光武中興、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中國經濟文化發展,尤其是社會治理位居世界前列。伏爾泰、狄多羅等思想家,視中國的開明君主制為榜樣,認為“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自漢開始的陸上絲綢之路,成為連接中亞、西亞和地中海各國的重要通路;海上絲綢之路更是開海上航線之先河,在唐宋時期達到鼎盛,將中華文明傳揚四海。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日漸衰落,經半個多世紀艱苦卓絕的鬥爭,重新走向穩定。因此,習近平等新一代領導人所提出的“一帶一路”策略,根植于中國曾經輝煌的歷史篇章,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國家建設緊密相連,沿“一帶一路”重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二,黃博士在論文“一帶一路”推動目標中,認為“一帶一路”建設最主要的目標是突破美國的戰略圍堵,掌握國際話語權,以及中國試圖引領非西方國家、重新制定全球化規則。“一帶一路”建設涵蓋44億人,沿線60多個國家,確實有意識輸出、力量輸出的企圖,是中國全方位的外交戰略佈局。如果繼續延展黃博士的思路就會發現,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絕不僅限於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建立聯繫亞太經濟圈和歐洲經濟圈的經濟大走廊,構建亞歐非陸地新秩序。中國的重點其實在廣袤蔚藍的大海上,建立海上大陸橋。正如黃博士在論文中敘述的,中國海外港口投資從馬來西亞皇京港、緬甸皎漂港、斯里蘭卡可倫坡港、馬爾代夫港、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到埃及塞得港、希臘比埃夫斯港、吉布地港,遍佈全球。中國通過“一帶一路”佈局重要戰略港口,衝破美國太平洋第一、第二島鏈的封鎖,降低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海上同盟導致的威脅,而不是在陸地上與美國一決雌雄。

 

 

另外,黃博士在論文中談到,“一帶一路”另一個戰略目標是重新制定全球化規則,我同意黃博士的論斷,最終中國可能會如華盛頓模式一樣,輸出規則。但是中國創造的“北京模式”與“華盛頓模式”有顯著差異。當第三世界國家遭遇經濟問題,向國際組織和美國政府求助時,以美國作為主要推手的“華盛頓模式”首先輸出的不是扶持,而是私有化、市場化、國際化、政治民主、尊重人權等意識主張,並以這些主張作為提供貸款、救助的前提條件。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發展路徑看,中國推崇“先發展、後影響”,“先經濟、後政治”。中國“一帶一路”建設也是延續“北京模式”的一貫思路,通過完善沿路基礎設施建設、帶動經濟發展,傳播影響力、推廣軟實力。

 

第三,黃博士在論文中提出“一帶一路”的幾大挑戰,非常值得關注,但可能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黃博士提出,“一帶一路”可能會引起強權的疑慮。正如我剛才所說,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延續“北京模式”的基本路徑,先經濟後政治,這與美國“口惠而實不至”的慣常做法完全不同。並且,“一帶一路”沿途國家大部分為非西方意識形態控制的國家,甚至多數國家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統治方式。俄羅斯、中亞、東歐等國家和地區在歷史與地緣上與中國親密聯繫,地緣政治環境較為和諧。第二,黃博士提到運動式的經濟產業政策、過度投資可能會引發更大的財政危機。這一擔心有道理,但“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也已有應對之策。一是,中國“一帶一路”建設不僅消耗落後產能,更兼具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和提升中國政治、經濟與文化影響力的歷史使命。中國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週期長、消耗大,僅靠市場經濟手段難以實現,需要國家宏觀調控手段介入其中。中國已有長期規劃,國有企業先走出國門、站穩腳跟,私有企業和個人投資者再緊跟其後,組建梯隊完成投資建設,形成具有可持續性的長遠收益。二是,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絕不是“孤獨的戰鬥”,中國設立的絲路基金、亞投行齊頭並進,提供金融支援。第三,觀察中國近些年的發展變化,我認為“一帶一路”的真正挑戰是中國內部環境,能否保障政策的穩定性、制度的持續性。從正在召開的十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修憲決議看,中國已經通過修改任期的方式,保障政策平穩、政治環境穩定,但是否會有其他變動,仍然值得關注。

 

最後,黃博士論文提出臺灣與“一帶一路”的關係。我認為,“一帶一路”建設,臺灣不能缺席。截止到2017年,絲路基金已簽約17個項目,支持項目涉及總投資金額達到800億美元,6家中資銀行在沿線19個國家設立80多家分行、子行和代表處,與沿線36個國家及歐盟、東盟分別簽訂了雙邊海運、河運協定。這樣的國家投資行為,意味著無法計數的發展機遇。中國出臺的“一帶一路”綱領性檔——《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有這樣的表述,“為臺灣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作出妥善安排”。最近,國台辦又發佈了《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暨31條),給予台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提供小額支付服務、征信服務。利用中國大陸優惠措施,臺灣跟隨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第二梯隊,在中國國有企業奠定良好投資建設的基礎上,隨私營企業將電子資訊產業、化學工業及金屬機械工業等優勢產業,發達的航運業、物流網經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輸送向大陸腹地、延伸到中亞、中東和歐洲;雲計算、生物科技、智慧城市等先進產業沿著海上絲綢之路邁入東南亞各國,助攻臺灣“新南向”政策取得更大成功。

 

 

今天在12位精彩的演說後,相信大家都對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研討會也非常的成功! 

 

黃健群博士簡介

學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現任 :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大陸事務組副組長

           文化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中國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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