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樂晴—Toward a planetary approach to Western literary canons》

    禮拜五傳興先生停課，雅芳又說「有可能」可以看到夏鑄九(事實證明並沒有)，於是我就跑去月涵堂了。會場人不多，而且在座的每個人看起來都一臉專業的樣子，加上好優雅好有氣質的張小虹又坐我旁邊，真是羞死了，導致用了120%的認真在聽演講作筆記(我真是個好學生)，所以我心得要寫第二天的演講，雖然我沒有看過D.H.勞倫斯，也沒看過康拉德的黑暗之心，更沒看過珍奧斯丁的曼斯菲爾莊園。

    白樂晴教授在一開始分別討論了西方和非西方的情況，強調透過自我獨立看待經典文學的重要性。白樂晴說，西方總是透過一種統治者的心態以及策略，以英美文學研究作為一種武器來推廣殖民主義；而非西方地區的批判抗拒態度，其實也是遵循著西方的模式，往往也造成經典作品所蘊含的價值被忽略。我自己是把他理解成，不只是西方有歐洲中心論，非西方也有歐洲中心論。總之白樂晴所著重的，並不在中心與邊陲位置的改變，例如以韓國為中心，而是每個地區都能用自己主體的眼睛、以該地最真實的情況去解讀文本。白樂晴也有提到非西方地區也有自己的經典，就好像是儒家思想，也許這樣的歷史性也是構成我們主體性的一個很重要的部份，我們老是透過西方的眼光來看文本，同時也透過他們的眼光來認識自己，就像在《看第三世界文學的眼睛》裡說的：
「第三世界自我認識的匱乏既是反映了第三世界落後性的表徵，也是導致其落後的原因之一。」
因為第三世界就永遠被固定在世界的邊緣了。不管是西方的態度，還是非西方錯誤的認識方法，這兩者互相深化了這樣的結構，所以問題不只是西方要改變，非西方的心態也必須要有所改變，而白教授所提出的民族文學論就是一種不同的方法。也許很多時候我們都在西方的架構裡打轉，想要取代西方成為另一個「中心」好像也不脫西方的本質，而白樂晴的方法便是超脫這層架構，以達到他所謂的全球化。

    後來回應人的部分非常精彩，將問題拉到了我們生活週遭去討論，也就是在後來張小虹教授和朱偉誠教授在回應的部份都有提到的、外文系的特殊情況。張小虹所提出的其中一個問題為：
「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外文經典是如何作為一個phantom被召喚？」
其中提到了「正統」的問題，張小虹覺得其實外文系自始至終都不存在什麼正統，外文系一直以來都像隻雜牌軍。我覺得與其說是正統，更像是一種希望變為「正統」的欲望，而更弔詭的是，究竟是怎樣的因素可以讓它自詡為「正統」？以一個非外文系學生的角度來看也能發現，性別研究或精神分析並不會被視為是正統，甚至根本是邪魔歪道。另外朱偉誠說道，縱使都被歸為外文，但西方語言畢竟不同於其他語言，第三世界的人們在面對這些西方語文的時候往往會喪失的自己的主體性，都希望將這些西方語言變成自己內在的一部份，能夠像native language一樣的講出來。我想這一切有很大一部分是起自對於西方的嚮往、對於西方的欲望，造成在這樣欲望的流向中找不到自己的主體性。而這些西方語言好像就是向西方更加靠攏的一種、如同工具一般的存在，所以外文系不需要精神分析，也不需要性別研究。在外文系中有很多老師本身專長並不是外文教學，但身處在這個環境裡卻被強迫要教授外文，大概就像于治中教法文、何春蕤教大一英文一樣奇怪(雖然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無奈啦)。這個社會就是很奇怪，為什麼會讓一個精神分析專長的教授去教人說法文，更奇怪的是認為這樣才是對的。

    總之，當天做了很多關於外文系的討論，的確外文系這樣看下來也有很多可以去批判的地方，也真的鞭的很爽，但我覺得最可怕的地方不在外文系是多麼的有缺陷，可怕的是這個社會認為這樣才是正常的，甚至這樣的外文系才是被這個社會所需要的、被人們所嚮往的、是合理的(大概是因為這樣台大外文才會這麼高分)。外文系在台灣一直都很像是往西方的跳板，在批判的同時好像也必須回過頭來問問台灣社會，為什麼會造成一個有這樣的外文系的環境，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藉由外文系的存在所顯露的欲望存在。難道外文系的學生比起我們，更強調的不是解讀文本的能力，而僅僅是語文能力而已嗎？難道外文系的學生成為的只是非西方出生的、代表西方的眼睛與嘴巴嗎？可能箇中原因必須要擴大到整個第三世界的歷史脈絡下去討論吧。回到雜牌軍的說法，雖然是有點無奈，可是混雜本身好像也帶有一點契機，至少因為他的混雜性，外文系在目前還不會完全等於公立的語文班。

    白樂晴在最後提到：
「我不認為西方文化會成為我們的共同文化，但是會成為我們共同文化重要的一部份，而西方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否能成為我們的文化取決於我們的態度。」
不管面對的是外文系還是西方文化，我想很重要的一點就像白教授所說的，解決問題的關鍵往往就在我們本身態度的改變上。在這場演講中釐清了很多問題，也有很多問題是白教授自己也無法解決的。這場講座本身可能也屬於整個步驟的一環，代表的也是我們的眼睛不只看到西方，也看到了旁邊的韓國。白教授說：
「民族文學並不是『民族主義的文學』，它的目的也並非排他或將世界歸為一統，而是希望能夠包括更多文學的區域與情況。」
當我們能將眼睛從單一的西方移往其他不同的地方時，才有可能獲得這兩天一直在提到的「主體姿態」，改變也才算是正式開始吧。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可以整理和說出來的地方，可是寫到這裡已經是5月27號的早上五點半了，很不幸還有另一個報告要趕……乾脆把關於台灣外文系的問題拿來做國科會專題繼續討論好了！
 

《忠孝公園》

    馬正濤是個耐人尋味的人，他將過往所做的是全鎖在腦袋裡，不願提起也不讓人碰觸。但卻是馬正濤主動找林標攀談，也許馬正濤也是在詫異為什麼林標可以大剌剌的穿著日軍制服到處走、讓自己的過去曝光，不過除了好奇心之外，在馬正濤的心中大概也有一種想要解脫的欲望，而林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算是「同伴」吧！得知了林標的身分後，馬正濤卻又以一種高姿態在鄙視林標，以官位和更加流利的日本話來瞧不起林標，這樣的作法有點難以理解，或許馬正濤唯有用這種鄙視和高姿態才能說服自己去忽視那段歷史吧，林標老頭你懂個雕？然而過去種種卻總是像文本所描寫的，總是在夜深人靜時帶著血腥味從腦海深處竄出。當然馬正濤也是畏懼的，所以他的屋裡總是燈火通明，就連睡覺時也得要開盞小燈。

    不管是滿州偽政權、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雖然還說不上是西瓜偎大邊，馬正濤一路易主，幹的都是差不多的勾當，只要為當權者所用，他所幹的勾當都變成效忠了，都合理化了，權力造就他的正統性。或許也是有了靠山，馬正濤才能守著他的秘密繼續活下去，而也是因為這樣，在最後國民黨倒台後，馬正濤頓失依靠，因為再也沒有理由合理化他的所作所為了，所以他才會戰戰兢兢的怕被報復，怕那些以前被他所拷打、訓問的人們的反撲。民進黨輪替上台，過去的受害者如今當了家做了主，那他過去所做的不就馬上變成錯誤的了嗎？由於他心底的那些不安如今可能成真，所以馬正濤才會在被批鬥前先自我了斷吧。但是如果一件事的正確與否竟取決於是誰當家做主，那是不是意味著歷史並沒有真正的被清算？所以縱使陳映真給予了馬正濤一個自殺的結局，對於馬正濤的批判味卻並不是那麼濃，反倒還帶有一點同情。

    在小說的結構裡，林標與馬正濤就像相會的兩條線，到後來這兩個人就是各走各的了。一樣的是他們兩個皆擁有複雜的歷史背景，就算他們兩的碰面往往被敘述成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接觸，但是不管是林標還是馬正濤，豈是用一條省籍的界線就能劃分清楚的？大概也是被過度的依照當下政治需求來簡單劃分，所以認同危機才會無法解決，同時也容易被一再動員，當然他們兩個互相也都無法了解對方。平常人看他們兩個著重的都是表面的省籍，沒有細究背後曲折複雜的歷史，導致到現在林標究竟是台灣人還是日本人，也沒有人能說得清楚。從文本裡看林標的國籍轉換，反正就是根據當時的政治情勢來決定國籍，當日本戰敗，林標馬上就恢復成戰勝國國民、一個「中國人」的身份了。但不管被推向哪邊其實都是一種殘忍，就像林標在文中苦思的問題：
「一國的人究竟要怎樣在一夕間『變成」另一國的人呢？」
除了省籍以外，從這兩人身上還有其他的對比。馬正濤對於過去就是極力的隱藏，不然就是試著去合理化；而可以看到林標則是去積極參與活動，希望去討回他認為自己應該得到的，屬於日本國民的那份薪俸。這兩人最後的命運都不太好，一個自殺，另一個也是歇斯底里，最後有沒有瘋不知道，不管是採取哪種態度換來的好像都是悲劇的收尾，夾雜在無窮無盡的認同漩渦裡，而這大概是因為最重要的歷史問題沒有被釐清所造成，所以怎麼樣都不對。所以這篇小說想要去描寫的，比起省籍問題好像更像是歷史問題，省籍只是歷史問題下的另一個認同危機而已。

    回到「忠孝公園」這個題目，或許忠孝兩字是陳映真最尖銳的諷刺，但是隨著當下時空的不同，什麼是忠什麼又是不忠，好像又不是人們所能決定的了吧。我覺得，陳映真所要論證的應該不僅僅是導出一個「我們都是台灣人」的(這個不負責任的)結論而已，而是更能夠互相理解與體諒。好吧，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陳映真想要論證什麼，也許是至少能讓有些人在出口罵別人是漢奸，是日本狗之前、在分類別人是外省人還是本省人之前，可以先稍微設身處地的想一想。
 

《夜霧》

    這篇小說又讓我看到了陳映真對於弱勢者深刻的關懷，而這裡的「弱勢者」一詞所指的範圍是很廣的，就像這篇小說裡的特務李清皓，一般會被認為是加害者、甚至就此遺忘的角色，被陳映真寫出背後所牽扯的、時代的悲劇。小說裡寫著這麼一句話：
「丁士魁覺得李清皓就像一個要結案歸檔的卷宗，反正從此就要封藏起來了。」
就好像老師上課所說的，那段歷史好像就只被限制在二二八裡，而白色恐怖在台灣就如同被封藏的卷宗，沒有被打開的一天。

   「愛國」這個詞彙在文章中時常出現，而李清皓確實是被描寫成一個正直，且是無庸置疑的「愛國」的人，但是這樣的愛國心反倒是逼他走向絕路的一個主要原因，因為他已經不知道怎樣是愛國、怎樣又是不愛國的了。甚至陳映真在文章中也有觸及道認同的問題，在李清皓看到遊行的人們喊著：「臺灣、中國，一邊一國！」的時候，他同時也不知道到底什麼才是「國」了。文中出現了一個單少校，他表現出的愛國憂國卻使得他被判了死刑，同時以「愛國」來偵訊單少校的李清皓當然也感到不解，因為單少校不只是愛國，還是要「『清君側』裡的共產黨和台獨」的啊！這些人，不管是李清皓、張明還是單少校，難道不是認為自己正在做的是「愛國」的事嗎？這樣的「愛國」是相當弔詭的，而「愛國」在這些人的心中的分量，和今日又是大不相同的吧。總之，我不能理解到底是誰在操弄「愛國」、而又是誰在決定什麼叫「愛國」。

    白色恐怖受難者張明在追逐李清皓時，大聲控訴國民黨特務是如何的害人家破人亡，請人們幫忙攔下這個「國民黨特務」，而在這裡文本如此描述：
「我彷彿覺得張明在聲嘶力竭地向整個城市叫喊。而整個城市卻報之以深淵似的沉默、冰冷的漠然、難堪的竊笑，報之以如常的嫁娶宴樂，報之以嗜慾和麻木……」
陳映真批判的矛頭不止對著那些如今坐擁高位的人，還直衝著坐視一切的人們而來。李清皓在文中這樣吶喊著：
「『壞人』、『國民黨特務』的帽子讓我戴一輩子，上頭的人卻去充『開明』、『民主』的好人。」
這段話除了批判那些今日的高官以外，「開明」和「民主」聽起來是多麼諷刺。而文章中不時穿插著納粹的形容，讓人想到全德國是如何的舉國上下反省那個時代的錯誤，甚至還有人問：為何那時的人們會放任納粹的的暴行，因為就某方面來講，納粹政權的確是合法的、經過人民的同意的。反過來看以「開明」、「民主」、「自由」和「平等」自豪的台灣人民們，是如何的把這段歷史當作事不干己，而不自省。所以張明的吶喊才會沒人聽到，或者是根本被當作笑話，而張清皓當然也只能一步步邁向瘋狂，以一種狂人式的筆調對社會提出他最後的控訴。

    故事的最後，丁士魁接到了許處長希望他在次在新政府工作的電話，在電話中許處長這麼說：「丁老師，時代怎麼變，反共安全，任誰上台，都得靠我們。」而聽聞了這番話的丁士魁竟是欣喜的、是有野心的，白色恐怖時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所作所為，丁士魁不能說是沒有責任的，但他卻仍然仍在新政府謀得一個不小的職位，我想這指的似乎不止是這段歷史並未受到有效的檢視與批判，陳映真是不是想說這樣的新政府的本質，和過去的兩蔣並無不同呢？而在那段話裡提到的「反共安全」，自冷戰以來就一直主導著台灣的走向，直到今日依然如此，台灣好像走不出這樣一個「反共」的結構，反過來想，李清皓和張明、甚至是單少校是不是都被犧牲在「反共愛國」這樣一個口號下了呢？而這樣的結構到今日居然還可以理所當然的繼續，而且是以自由和民主之名。到底要到什麼時候這群人才會從「反共」的幻想裡醒來？而從文章的最後可以看到，這樣的反共路線依舊是繼續下去的，並沒有因為這些人的犧牲而停止。

    仗著還沒有投票權，那就順便說一下好了。為什麼兩種顏色都沒有要去解決五○年代這段被遺忘的歷史，這其實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如果說藍藍黨是加害者，那為何不反省過去，讓自己及早向過去的錯誤說再見？而綠綠黨既然在那個年代是受害者，那為何不積極去釐清過去呢？還是說，一個是覺得過去是早點被忘掉才好，所以假裝沒這回事；另一個反正就是巴著那個「受害者」的位置，每年都可以拿來重新炒作一番？唉呀，其實問題很簡單，就是選票啦。兩千三百萬除以二當基本盤，多棒啊！這些人有這麼笨會忘記，我才不相信咧。但是人民也就這樣受制於這兩者中，遲遲看不到第三種可能性。也許就是在政治上找不到，所以陳映真才會在小說中試著去找出這樣的可能性吧。(噢，我不藍也不綠，我是骯髒的咖啡色。)

    還有一段在最後一定要提一下，文章一開始描寫丁士魁的那段：
「…當他終於按下沖水的把子，在潺潺的沖水聲中恍惚又聽見了電話的鈴聲。他連忙走出洗手間，卻發現屋子裡依舊在暮夏的中午裡寂靜無聲。每每遇到這情形，丁士魁老是無法弄清楚：究竟是電話響了、他沒來得及接就停了，抑或電話根本就不曾響過，只是他幻聽罷了。」
這其實是我認為整篇小說中描寫的最精采的一段，在陳映真的筆下清楚的呈現了那種老年的孤寂，這樣的情景是相當真實、也相當普遍的，也因為看過，所以才會被這樣的文字感動。
 

《趙南棟》

    上禮拜學姐有提到類似「為什麼要讀陳映真？」、「難道不應該把悲傷化為前進的力量嗎？」之類的問題，我想我還是無法以一個純然理性的角度去分析陳映真的小說，當然也無法就這樣順勢去批評那個年代是怎樣的肅殺和恐怖、國民黨和美國是多麼的可惡云云，還記得在《雲》裡面，文秀英所寫的《二哥》最後寫道：
「花開、花落。草長、草枯。二哥的生與死，或者就大自然的生殺一樣吧。然而，我、老爸爸、母親……這幾年來對二哥刻骨的懷思、銘心的悼惜，又豈是自然可以安慰的嗎？」
同樣地，趙慶雲的過去是可以這樣說忘就忘的嗎？因為歷史依然是那樣真實的刻骨銘心，是丟也丟不掉的，只是比起《二哥》還要慘的是，趙慶雲甚至是說不出口的，只有在最後彌留時，才伴隨著蕭斯塔科維奇的交響樂帶出張錫命、林添福、蔡宗義等人，文章最後那段來得又快又急、甚至是巨大的磅礡的，這段是極為精采的，而且讓人很難不掉淚，這樣的內容在某種程度上也不能完全用理性去理解了吧。所以回到學姊，其實我覺得她這樣說滿殘忍的。

    這篇小說在上學期討論時，大家大多將焦點聚集在趙南棟身上，討論他失去靈魂，只完全倚靠官能去引導他的生活等等，而趙慶雲就較少被討論到了，畢竟我們難以想像還有這樣的人存在(所以也可以說趙慶雲其實是不存在的了)，所以趙慶雲才會說他就算想說些什麼，但這裡沒有他的角色，更沒有台詞。總覺得大家不斷集中火力在趙南棟的虛無、被資本主義馴化的趙爾平上，但卻停止去理解趙慶雲和他的那個時代，這樣不但趙慶雲自己認為他不存在於今日，趙南棟和趙爾平當然也承繼不到東西、理所當然變的虛無了。當趙慶雲得到特赦減刑時，去接父親的趙爾平看到的是「一羣服裝、鞋褲和神色都按現社會完全都不接頭的男人們」，趙慶雲等左派知識青年一輩子就只知道搞愛國主義，出獄後卻發現世界跟他們所想的完全不一樣，他們的歷史軸線硬生生地被截斷了，現在進行的是以自由民主為名的美國所主導的歷史，可是就像趙慶雲對趙爾平所說的：
「我們，和你們，就像是兩個世界裡的人。我們的世界說他不是真的吧？可那歲月，那些人……怎麼叫人忘的了？說你們的世界是假的吧，可天天看見的，全是鬧鬧熱熱的生活。」
所以陳映真才會那樣描寫趙慶雲的死亡吧──是大讚頌、大宣說、大希望和大喜悅，因為只有死亡才是趙慶雲唯一的解脫。而在批評趙氏父子一家時，是不是該回過頭來看一下讓這三人之所以如此痛苦的結構是什麼，怎麼會有一種力量能強迫把人們的過去拔除，造成橫跨兩個世代的悲劇。以有人說陳映真這一系列的政治小說是politics of memory，不管怎樣，我都不太認為這篇小說是在操弄悲情，還不如說他是在寫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至少以陳映真為白色恐怖受害人之一的身分、可以幫趙慶雲等沉默的人發聲吧。

    最後來稍微提一下趙南棟好了，畢竟這篇小說是以他為名。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認為等趙慶雲等人過世後歷史的斷裂就得以被掩蓋，但顯然陳映真不這麼認為，因為趙南棟便是最直接的受害者，縱使小說在葉春美帶他回石碇仔時就停筆了，可是現實生活並不會那麼簡單就結束。所以當有人在批評寫台灣過去歷史的人是在挑撥族群感情、是不愛台灣時，是不是也要看看趙南棟這些人的存在，也許就是因為歷史過於單薄、沒有那個批判的厚度，所以很多問題到今天也無法解決，換句話說，陳映真不也是想要解決問題才動筆的嗎？

噢，不過人民自己也有問題，還有人可以出來選XX呢，我可沒在指涉誰唷。

 

《鈴鐺花》

    這篇小說以兩個小孩子的眼光來呈現那一個肅殺的年代，縱使是在那樣一個沉默的五零年代，時代下的問題仍然不會如此輕易地被掩埋。例如主角兩人偷看的士兵，在嚴厲的軍紀下受折磨，甚至連生活條件都非常糟糕；還有迫使兩人分開、被高老師批判為階級歧視的分班制度，不只是客觀狀況，連主觀的情緒狀態都被硬分為有錢人、好學生以及窮人、壞學生，最後甚至是文中所說的「彼此仇恨」；文中所描寫到的那家姓徐的客家人也是，客家人好像是第一次在陳映真的小說中出現，文中那只能默默耕田的徐姓母女，好像根本不存在於那個福佬人為多的社會；金先生在大陸的妻子也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同樣的，靠著女兒的死亡而升官的余義德也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滿懷理想的教師高東茂了，由於其左傾的思想而被通緝，只好藏匿於山洞中、終被逮捕，但這些被逮捕的人只是一個開端，而後一連串的壓迫才是漫漫的長路，那些燃燒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歲月的人們就這樣被龐大的國家機器壓扁。同時其他人就有如根本沒有事情發生一樣，從此噤聲，不敢也不願意說。而這也是陳映真所親身經歷過的、藉由兩個小孩子勾勒出來的那個時代最真實的樣貌。

    莊源助在遭遇上述的事件時，雖然也會覺得好奇或是沒來由的悲傷，但他依然不知所以然，所以文中處處可以發現曾益順的形象要比他還來的成熟許多。在溪邊看見曾益順成熟的男體時，阿助是驚歎的，但是阿順卻對於成長相當的排斥，也許是因為阿助並不想變成高老師口中的那些「大人」，而為此感到羞恥及憤怒，於是他回敬阿助：「幹！不要笑我，你也會的。」我們遲早有一天都會變成大人，變成那些自私、摀住雙眼和耳朵的大人。不知道是否真的是因為家庭環境上的差別，還是曾益順對於高東茂老師的深厚關係，可以看的出來阿順是有點反社會的，而從以前阿順對阿助說的「窮人種糧食卻要餓肚子」云云，可以看得出來，高老師對於阿順的思想確實是有影響的，要是少了高老師，阿助身處於那樣的社會氣氛那樣的結構中，可能自己也會認為「莊里人，就是沒路用的人」而自暴自棄了吧。相較之下阿助就對這些事顯得懞懞懂懂，所以在文末，阿順的背影就這樣離他越來越遠了，當然連他自己都覺得不應該在跟著阿順了，因為他無法了解也無法承受這些事、這樣的歷史，至此兩人生命的方向便完全不同了。從後面的敘述可以推測，莊源助一路可說是走的順遂的，考上高中後舉家遷至台北、並考取了大學，但他對於過去卻是茫然的。也許是因為那一波波對於知識分子的迫害，使得思想的資源大量流失，而又因刻意隱瞞使得這段歷史幾乎是被掩蓋而沒有被繼承，使得莊源助只能從在報上偶爾讀到的文章中憶起那模糊的年代，從記憶中高老師那一雙「倉惶的、憂愁的眼睛」或多或少的窺探那個斷裂的時代，以及連自己都不甚了然的情懷。雖然文章後來並沒有交代曾益順的下落，但可以想見這兩個人已經完全不同了。

    在讀這類文章時是有障礙、難以進入文本的，因為對於台灣過去歷史的貧乏，就有點跟莊源助一樣，只能從字裡行間試著想像那種氣氛，陳映真的小說是可以提供我們一個了解過去的管道，但那終究是遠遠不足的。讀來很可悲的地方也在這裡，華盛頓大樓系列比這些政治小說還要好讀，也就是美國居然比台灣還要來得好想像，我們必須到今日才有機會由陳映真的小說感受那個年代、知道是有一些人是會為了理想而燃燒自己的，這應該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我們這一代是那樣的富足又貧乏。總之，那一個年代並沒有過去，但就是難以接合，我想我們的問題都是這樣。
 

《萬商帝君》

    文中林德旺和他的姊姊素香的遭遇是完全不同的兩條路線，姊姊素香雖然做的是一般人認為是落後的、甚至是低俗的下賤的、未開化的工作──乩童，但他反倒能看清那些林德旺潛意識認為是優秀的、甚至設為目標的「外國人」的真面目：「幾杯酒下肚，日本人，美國人，誰都一般醜！」
這樣的一個所謂有點上不了臺面的工作可以養活家人、付清弟弟的醫藥費，以及讓林德旺得以應付台北的高額開銷；反觀林德旺的工作，他只是大公司體系下一個隨時可以被丟棄的、毫無特殊價值的螺絲釘，所得也只能勉強讓他有個棲身之所。而這樣的林德旺在心裡卻是隱隱瞧不起他姊姊素香的，他認為外商公司是「一些高等人在一起的高等的地方」，又天真的認為「在外國公司，只要有能力，工作賣力，都會受重用」。這樣的想法樂觀的很可悲，卻又不免讓人想問究竟是什麼東西讓他深深的相信美國所代表的進步與高人一等，是什麼力量讓這樣的觀念內化到鄉下出身的林德旺的心中，加速深化這個結構，陳家齊和劉福金都算是高知識份子、公司的高階主管，沐浴在戰後的美國想像的機會應該是比林德旺還要高的多，但這樣對現代的嚮往及想像卻早已深入到林德旺這樣的人的觀念裡了，直到今日這個社會的價值觀依然如此，並且主導它的走向。也許正因為是這樣對於「現代」無條件的相信，以及對「落後」的睥睨，才會使得跨國資本這樣的機制到今天仍然持續運轉、無法停止吧。林德旺的教育程度不高，也沒有無可替代的價值，這樣一個不公平的起點造成了他永遠無法擠入那些高等人的行列，縱使他對於陳經理是無庸置疑的忠誠。到最後林德旺被快速運轉的公司體系給淘汰後，他反倒必須藉助「萬商帝君」這樣的角色去自我解脫，去指陳出他一直以來所相信的東西、台面下是多麼醜惡，所以林德旺最後又走回到他姊姊一開始所在的地方，起乩起來了。陳映真的小說裡有很多瘋了或是自殺的角色，也許林德旺早在他小時候就已經瘋了，但這樣的瘋在這個失序的世界裡似乎更是道德的，也是可悲的，因為他們無法去適應，只好躲在自己創造出的世界裡面。

    陳映真的文章越來越難寫，因為他講的點越來越清楚，到最後都在重新覆述一遍他已經寫的很清楚的事，例如：「跨國公司造成人的異化…(以下大同小異)…」再來，因為書讀太少，我們也不太敢天馬行空的寫自己想到東西(文化研究導論的時候就有點是這樣了)，所以都會多加保留，寫出來的東西就會變成規矩又有點無聊。要是我像傳興那麼厲害，也會來個精神分析啊！但是我今天要爆發了，反正這篇之前在文化研究導論的時候就寫過了，以下寫的是凌晨跟李沛峮討論出來的東西。

    我們覺得林德旺與他的養父之間的關係非常耐人尋味，從他養父沒女人陪時叫林德旺去跟他睡那段甚至帶有一點亂倫的意味，不然為什麼在生家從沒聽說過自己有說夢話，真是太可疑了。總之林德旺對於他養父的感情是複雜的，他一方面刻骨銘心地想念著生家，一方面卻又習於跟著養父的那種較為優渥的生活，不管是吃的住的都比生家還要好上許多，也許就是從這裡開始開啟了林德旺對於「上等人」的意識，養父是壯碩的、強悍的、擁有權力的，是個典型的「男人」，感覺上這樣的形象在不知不覺中成了林德旺的目標，而這種形象好像又跟後來的陳家齊所重疊，是林德旺所景仰的。我們認為林德旺一直不斷的在嘗試成為他養父、那種有權力的、口袋裡滿滿是鈔票的人，例如林德旺希望在跨國公司中成功賺大錢，取得在家中失去了的地位，找回他屬於男性的權威，縱使在他仍然需要他姊姊的經濟支援時，他也以一種對姊姊、對他老家的鄙視來自我認同。林德旺與養父的關係除了支配外，還有取代的欲望以及認同，他就是要成為養父那種人，而體會過養父的生活後，林德旺自然也無法再回到他的生家，就好像他在文本裡描述的：「即使這個他的故鄉，也顯得那麼愚昧、混亂、骯髒、落後。」所以林德旺自然也無法聽進他姊姊的話，回到老家成為一個做田的人了。我們認為，他姊姊素香告誡林德旺：如果還是執意要留在台北，就把錢帶走，也不要再回來的這番話重重的打擊了林德旺沒有多少的自尊心，也或多或少戳破了林德旺一直信奉的進步、現代和美國。但慾望早已深入林德旺的腦中，使他執意往那個地方前進，一輩子不斷的往那個他可能永遠也到不了的地方前進，最後也終於應驗了姊姊素香的寓言：「花草若離了土，就要枯黃。」
 

《雲》

    很多人都說，陳映真「華盛頓大廈系列」是在描寫跨國公司對於人性的異化，但是較深入的說明就比較沒有機會看到，但是從陳映真對各個人物上似乎就能觀察到，他們並非根據自己的意願而為跨國公司／資本主義所效命的，而是有一種無形的力量一直逼迫驅使著他們。張維傑曾經也是個滿懷熱情的教師，但一切都從他父親渴望能擁有一間自己的房子開始走了調，為了能早點還清餘款，他辭去了教師的工作而進入麥迪遜，自此漸漸變為一個「只顧著自己的，生活的奴隸」，但是想要幫年邁的老爸買一棟房子難道是件錯事嗎？後來張維傑升為行政主任，受到了艾森斯坦的提拔，希望他變成艾森斯坦「復興全球的骨幹」之一，而張維傑也是被那樣巨大的理想和野心給震撼了，被包裝起來的跨國企業所矇蔽，這難道是張維傑的責任嗎？艾森斯坦在文中對張維傑的那席話就像一場革命前的精采演說：
「今天，麥迪遜將創造一個全新的意象，並且在他的光芒下，徹底改造跨國資本的經營體質。一切人的幸福！一切人的自由！一切人的正義！這已不是少數政治的激進主義者們所專有的口號。建立在世界和人類的自由之上的跨國企業，使跨國企業獲致從未有過的自由！」
我想跨國企業正是如此去「合理的」宰制第三世界的人們，以正義、人權、自由之名，以文明、進步之名，以人類的福祉之名！到了最後關頭，就如同在這一回合鬥敗了的艾森斯坦所說：
「對於企業者來說，企業的安全和利益，重於人權上的考慮。」
在揭穿了這樣令人作嘔的謊言後，張維傑辭職回到了唯一可供躲避的家中，但卻無法取得他父親的諒解，同時巨大的生活壓力迫使的他不得不回去搞貿易，每天被無盡的工作所追趕著，盼著：「啊，要是這一筆能做成……」，就是這樣的一股力量，使得張維傑成為了巨大機械下的一個小齒輪，每天只能不斷的轉著轉著，同時也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包括了自己的家，使人不得不工作奔波。文章前面，在艾森斯坦問到張維傑的背景時，他說了這樣的話：
「當我們說『背景』時，意思是學歷……」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人的價值漸漸被學歷、工作經驗給取代，被人類所創造出來的資本主義世界給桎梏，人變的只是一張紙。就是這樣一個外在的異於自己的力量，逼你不得不去工作，連躲的地方也沒有，就這樣被迫受制於這樣的結構中，也許這就是所謂的異化吧。

    文中新工會得到包括艾森斯坦在內的美國總公司直接支持的，但進展的如火如荼的新工會卻受到了麥迪遜本土勢力，即宋老闆一干人等的阻撓，表面上看似麥迪遜本土勢力剝奪了工人的民主而自由，反倒是美國總公司重視基本人權，並把這樣的價值觀帶入台灣。但以艾森斯坦為代表的「跨國的自由」一派和宋老闆帶頭，根植台灣已久的本土化勢力並不是一直相對的，他們就好像是時而交錯時而分開的兩條線，時而互相角力時而共謀，就宋老闆和艾森斯坦之間的明爭暗鬥，我認為陳映真描寫的是非常精采的。文中有描寫到麥迪遜總公司的董事長派特內和宋老闆之間的交情，跨國公司在一開始似乎就是藉由和本土勢力的結合而開始的，這樣一來本土的舊有權貴份子也換上了新衣，晉升至跨國公司的幹部，延續了他們的權力，是脫了一層皮的蛻變，就好像宋老闆，相對的跨國公司也就更容易深入地方；而麥森斯坦所代表的就好像是一種新的勢力，不倚靠以前的權力，而是重視管理方法、重視知識。我認為，外國勢力和舊有本土勢力的結合除了使企業迅速的本土化、深入地方外，還更加的鞏固了舊有權貴的權力，使得具有得天獨厚歷史條件的一方延續下去，原來的地主可能也得以藉此進入政界商界，有些財閥也許就是這麼來的。我想跨國公司在第三世界與本土勢力的接觸，乃至於結合在某種程度上應該得以影響該國的社會，而不僅僅只限於經濟層面，這樣新舊兩種權力結構的交鋒與互動我覺得是很值得去探討的。

    總之，公司體系內普遍都存在著上述兩種勢力的交鋒，不管是哪一種的目的都是想要穩固自己的勢力。因此，不管是工會還是權利自由什麼的對於跨國公司也許都不是那麼重要的，至於為什麼麥森斯坦要積極去扶植新工會，倒也不是要以工會作為手段控制台灣麥迪遜，我想他們所希望的是將台灣納入世界結構的一環，照著他的規則(當然不是宋老板的規則)，來玩這場遊戲，不爽的話就用規則玩死你、逼走你，就跟宋老闆等人對何春燕他們所做的一樣。(好像美國對於第三世界的各個國家也是這樣，美國在各地扶植了自己想要的政權，誰管你什麼人權自由平等還是民族，我要的就是你們用美國人的規則，加入世界結構中，玩我們美國人的遊戲。)但同時，這樣的作法的確帶給了台灣的工人一些新的概念，一些對於「人權」更多的想像，所以總是有人會站起來，知道要去爭取自己應得的，縱使美國和台灣不管是在跨國企業上還是政治上是如此不平等的關係，但在兩者相互接觸下也許同時也激發出了一些新的可能性、新的想像，那些不同於權貴階層的人們才得以藉此去爭取一個身為人最基本的權力吧。
 

《夜行貨車》

　　作為華盛頓大樓系列的第一篇，這篇小說的背景便是在描寫解嚴前跨國資本在第三世界的侵略，寫資本主義如何的去腐蝕一個人，甚至抹除一個人的民族意識或是身為一個人最基本的尊嚴，但陳映真同時也描寫了在這樣一個充滿「美國慾望」氣氛下的台灣矛盾，也就是一直都存在的省籍問題。省籍問題在平時是個不太有人願意去觸碰的敏感問題，放在這篇文章的脈絡下來看，省籍問題對於亟欲以美國為指標現代化的台灣應該是個阻礙般的存在，在慾望流動的過程中省籍可以被拋在一邊，而以現代化的進程為優先，台灣人要向前／錢看。可能也因為是這樣，往往會以一個「我們都是台灣人」的罩子胡亂扣上，企圖去掩埋省籍矛盾的存在。但是自國民政府遷台以來因為一連串歷史事件所造成的省籍衝突並不會就此消失或是被掩蓋，反而這樣被擱著可能更難以解決，從陳映真這篇小說中時常可以看見這種情緒的流露，可能是因為這樣的情感正是最真實、最貼近於我們的吧。

　　故事中的劉小玲和詹奕宏這對情侶便分別代表了外省人與本省人，而在文本中也有分別敘述了這兩個人的家庭以及過去，大概可以從中看到兩種不同省籍的人的心理狀態。劉小玲的過去對我來說是比較難以掌握的，比較能看到的是她父親對她的影響，也就是陳映真筆下那個「破舊的、多餘的人」。劉小玲的父親幾乎可以說是活在過去的人了，如同文本所述：
「那個『一次槍斃十個把人，眼皮不眨一下』的、驃悍的、青壯時代的父親，她從沒見過。她看見的，卻只是一個邋遢的、懦弱的、一任妻子嘲罵和背叛的老人。」
劉小玲在他父親的身上感到了那種歷史的斷裂，可能這種焦慮在某種程度上也造成了劉小玲不斷在各個男人間留連，尋找存在的感覺、尋找得以依存的「根」。詹益宏的家庭則可以說是非常典型的本省人家庭，詹益宏在文中這樣的描述自己的父母：
「孩子，你看，我們犧牲自己，讓你往前走。你看，你一定得出人頭地，我們犧牲了沒關係，孩子，走哇！往那個地方走，那個我們一輩子想到卻無法抵達的地方…」
詹益宏的父母有著非常強烈的出頭天心態，他們把自己的期望全數寄託在詹益宏身上，而對於本省人來說，出頭天的機會往往是讀書。雖然詹益宏在酒後這樣發洩出心中的感受：「為什麼要以你的失敗奴役我，為什麼！」但也可以看到，他除了被迫走上他父親不曾走過的路外，還一併承載了他父親的欲望與情緒結構。這也許就是老師在書裡說的，就算處於不同世代，下一代總是會或多或少的接續上一代的感情結構，造成延續「本省人」與「外省人」關係的基礎吧。(唉呀，好怕亂講，早知道就不要那麼快看完。)除了歷史的不同外，本省人和外省人表現出來的似乎還有一種階序上的不同，可能是由於戰後「遷台」的國民政府的緣故，這樣的歷史條件造成了本省人與外省人根本上的階級差異，所以可以看到詹益宏流露出的自卑。在小說中詹益宏這樣評論著台語電視劇：
「如果，一個外省人，從小到大，從這種電視劇中去認識台灣人(本省人)，那麼，在他的一生中，在他的心目中，台灣人，是什麼樣的人？」
而在後來他更揭露了正是那些本省人編寫了這種劇本，塑造了自己又憨又癲的形象，因為本省人自小就是以外省人的眼光來看待自己；同樣的，外省人控制了政治、控制了媒體，進而箝制了思想，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省籍問題一直都無法獲得真正的解決。也許本省人所仰望的對象就是外省人，只是到了小說中外資進入的時期，慾望的對象可能被強制代換成美國為首的西方進步國家。

    總而言之，在這樣的歷史結構下，劉小玲和詹益宏一直無法真正的在一起，縱使劉小玲是愛著詹益宏，並且懷著他的骨肉，這也許就是歷史的悲劇吧。故事的最後詹益宏帶著劉小玲離開了那個充斥著資本、連民族、連尊嚴都能拋棄的世界，搭上那開往南方的他的故鄉的夜行貨車，但回去之後呢？陳映真並沒有多加著墨，而這也是最有趣的地方。我認為劉小玲腹中的孩子又是另一個伏筆，身為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後代，省籍情結會如何在他身上發酵、以其他姿態出現，亦或者是會就這樣終止，可能連陳映真都看不到吧，但是我相信問題是還沒解決的。另外，詹益宏在最後對林榮平說的那句話：「J.P.，在蕃仔面前我們不要吵架。」感覺很像是陳映真在對籠罩在美國慾望下的台灣人所說的話，也是期許：「在蕃仔面前我們不要吵架。」

    突然想到就隨便提一下，在台語語境內稱呼外籍人士是有「阿督仔」和「蕃仔」的差別的，「蕃仔」通常會見於本省人來稱呼外籍幫傭或是外籍新娘，很有趣的是，這些本省人大多在以前都被所謂的外省人欺壓過，是苦過、窮過的。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情緒上的一種轉移，或者是之前被掩蓋的情緒的另一個發洩的出口，反正這就是一個現象。

    另外再提一下幽靈，為什麼要用「幽靈」，就是在於它可以被召喚。平常大家對於省籍問題總是能避則避，但是到了特定場合這些東西又通通被叫回來，直到今日我們好像還無法走出陳映真所提出的問題意識。所以不管像是吳念真的人間條件那種東西重複演了多少次，就是有人會被挑起情緒、被觸動心弦，過去的種種又被再度挑起，然後在國家劇院哭的唏哩嘩啦，又被賺走很多眼淚錢。
 

《賀大哥》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患者通常會有以下三種症狀：1)過度警覺，導致無法入眠、注意力不集中或易怒；2)逃避麻木，避免去接觸和創傷有關的事物，且無法回憶創傷事件的重要片段；3)似再度體驗，創傷事件的影像、思考和感受重複出現於腦海和惡夢中。
(http://www.cgmh.com.tw/intr/intr2/c3360/PTSD-PTSD.htm)
這樣看來，文中的主角賀大哥(或許該稱他為Chalk)也是一個PTSD的患者，是越戰的創傷帶來了他精神上的分裂，而沉重的歷史帶來的可以是腦海中縈繞不去的幽靈，也可以是逃避一切的自己的精神世界；它可以讓人被困在歷史事件中無法自拔，也可以將人逼向根本沒有的、想像的未來；所以對我來說，這篇文章可以是《六月的玫瑰花》，可以是《文書》，更可以是《悽慘的無言的嘴》。賀大哥所受到的傷害、困境和痛苦，看過陳映真之前的小說的人會覺得這竟是如此的熟悉，賀大哥活脫就是士兵巴爾奈、安某、胡心保和吳錦翔等人的再現，但之前都在討論歷史有多麼沉重無法丟棄，但卻很少討論究竟是什麼推動了歷史的巨輪，或許該這麼問：究竟是怎麼樣的一鼓力量，將賀大哥推向了越南炎熱潮溼的叢林？是怎麼樣的一鼓力量，可以讓二十八歲的麥可‧H‧邱克用M16對著毫無抵抗能力的越南民眾的腦袋開槍？

    我的問題在賀大哥接受精神科醫生的治療時被這樣回答：
「因為他們的後面站立著一個巨人──國家。在越南的孩子們，都是國家的受害人。你以為這是無政府主義的胡說嗎？」
我當然知道永遠不會犯錯的世界警察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巨人的存在，但是單單是指控國家好像並不能成為殺戮行為的擋箭牌，將這些士兵們的行為全部歸因於帝國主義的陰謀未免也太武斷草率了點。1961年社會心理學家Milgram做了一個相當有名的「服從權威」實驗(Milgram experiment)，雖然飽受爭議，但是的確顯示了在逼迫下，有很大多數人會違背所謂的「良心」而屈服於權威、去傷害他人，可是這些參與實驗的人其實都可以堅持不要去按下啟動電擊的按鈕，我相信那些士兵也是，難道人不應該對於自己的懦弱負責嗎？他們因為懦弱而噤聲，成為國家的幫兇，造就了強大的難以阻止邪惡，難道這樣還能說自己沒有責任、沒有罪，也是「受害者」嗎？他們正是打著美國旗幟的共犯呀！也許這也是因為他們並沒有像賀大哥說的，去愛、去相信，所以善沉默了，惡也就理所當然的出來了。除了國家以及戰爭，該批判的還有人性的懦弱和沉淪。雖然不知道驅動歷史的是力量否就是這樣一股集體性的沉默，但也許沉默對陳映真來講已經構成罪惡了。在文章後面那位劉先生這樣說：
「有病的人，值得我們同情。我們講的就是仁愛。講了幾千年囉！」
有罪的除了戰爭、除了美國，可能就是那空講了幾千年的仁愛吧！所以魯迅才會說是禮教吃人。

    所以士兵邱克的精神疾病對我來說在某種程度上才是應得的，他對於國家的懷疑可能會成為找回良知的契機，而痛苦則算是一種懺悔和贖罪吧。但我認為邱克並沒有想要改變，他所謂的懺悔只是為了想要自歷史逃開，他所做的只是跪在教堂，哭喊著：「神啊！救救我！在越南我只是奉命而為！我沒有錯！」甚至於去創造了一個叫做Hopper的虛擬人格，藉由賀大哥的嘴對於歷史做出控訴、吶喊，說出那些「說不出口」的話，希望忘了過去的矛盾、痛苦，以及罪惡，而去成為一個能問心無愧正正當當的、活著的人，就像他對醫生說的：
「我在想：如果能像脫衣服一樣，脫掉骯髒的衣服一樣，把不堪的我脫掉，然後，像換一件又乾淨、又新的衣服一樣，換一個我……」
當然他終究沒有成功，歷史與其說像衣服更像是刺青，是附在身上脫不掉的，邱克還是給拖回了現實。最後賀大哥搭上飛機走了，這讓人感覺「賀大哥」所宣稱的那些理想和希望都隨著他的離開破滅了，就像小曹說的，良善和熱情，怎能改變這麼一個冷漠、兇殘的世界啊！好像賀大哥說的那美麗的、新的世界終究是那樣的遙不可及。難道最後得出的結論真的會像黑格爾說的：「歷史給我們唯一的教訓，就是人類永遠不可能從歷史中得到教訓」嗎？其實不然，小曹在看完了賀大哥的文件後這麼說道：
「賀大哥，在讀完這些文件，便像那武士一樣地消失了。然則卻使我向著一片絢燦無比的斑斕開了眼；而那絢燦的斑斕之中，也或者將永遠在我的凝思之中，隱約著賀大哥──或者叫人心疼的麥克‧H‧邱克吧。」
賀大哥走了，但「賀大哥」的精神卻傳承給小曹了，可能這才是Hopper這個名字裡所隱含的”Hope”吧。賀大哥並沒有消失，好像這並不單單只是痛苦的延續，而是改變的契機，是希望。所以這篇文章除了揭示美國在越戰犯下的暴行以及對於「被害者」永久的傷害外，好像也在吶喊：「你們給我從鐵屋裡醒來！」

在陳映真的小說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並不是他強烈的批判，而是陳映真好像總是相信著希望、相信人們的善，相信著在前方真的存在一片絢爛無比的斑斕……

「不可能」似乎總是沒辦法壓垮他。
 

《唐倩的喜劇》

    這篇文章可以指出來的點很多，包括性別上的分析，或者是陳映真對於不同理論的批判與質疑，例如所有事情都可以用新實證主義的方法，一筆「勾銷」嗎？但是在這邊是把焦點放在對「價值」層面的討論上。另外，我不太清楚知識在台灣的散播脈絡是什麼，所以有些地方很不負責任的把西方直接轉換成美國，其實以台灣的視角來看，西方跟美國有很多時候是同義詞。

    故事主線是描寫主角唐倩和幾個不同男人的交往，比喻在幾個不同思想中的轉換，而最後唐倩去了美國，嫁給了一位軍火公司的物理學博士，正式加入美國資本主義陣營。但是我並不會認為這是唐倩一步步朝向美國靠攏的過程，反而從文本看起來，唐倩好像從一開始就處於一種美國式的想像中了。不管是存在主義還是新實證主義，其實都是直接從西方拿過來的知識，我不太清楚美國知識界在理論上的轉換情形，如果說像存在主義到新實證主義這樣的遞嬗過程和美國的知識脈絡互相吻合的話，那更可以證明台灣的知識不只是受到美國的影響，還是跟著它走的，是附庸的。當然也有可能是盲目的胡亂取用，就像文中所述：
「儘管維也納學派底成立，是三十年代的舊事了，但『新實證主義』或『邏輯實證論』被這裡的讀書界熱烈地關切著，猶如它是昨天才誕生的最尖端的議論一般。」
總之，可以從老莫、羅大頭以及喬治‧H.D.周(有夠長，以後叫他喬治周)窺見一些美國價值的存在。存在主義者認為存在先於本質，所以不應受外在影響的制約，唯有自己能自由選擇個人的行為並且負責。先不論陳映真對於存在主義的批評，存在主義主張個人選擇的自由這點好像跟自由主義所提倡的非常相似，而胖子老莫堅持越南的那些「黑衫小怪物」是「進步、現代化、民主和自由的反動」，反過來說，老莫的價值觀就是「進步、現代化、民主和自由」，這兩者好像都是「美國價值」。 再來看羅大頭，他以真理為最高指標，認為根本沒有什麼「國家、民族和黨派底界限」，不知道這是不是代表了連國家民族也可以拋棄，所以後來唐倩才能前去那所謂的「新世界」、擁抱美式的現代化生活呢？又或者是，不管是老莫還是羅大頭，是否都是借用這些理論來包裝或隱瞞那些美國價值呢？一如羅大頭以新實證主義來作為逃避的手段。但唐倩間接接觸到的這些知識恐怕也不是對於美國最初的印象，唐倩在高中時崇拜的那個「愛國反共」的公民老師，也許從那個美援的時代起就已經開啟了唐倩的美國想像了吧。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就就陳映真安排文章的脈絡來看老莫、羅大頭和喬恐怕都是同一種人吧。

    喬治周在文中說了這樣的話：
「美國的生活方式，不幸一直是落後地區的人們所妒忌的對象。」他又說：
「我們也該知道：這種開明而自由的生活方式，只要充分的容忍，再假以時日，是一定能在世界的各個地方實現的。」
我覺得這兩句話非常大的討論空間，因為這對我來說並不只是在說美國價值對於台灣(或者亞洲、第三世界)的影響有多大多大，而還點出了一種台灣/第三世界/亞洲對於美國的一種欲望的流動。所以回到文本來看，與其說是唐倩一步步的邁向美國，我比較偏向去說唐倩打從一開始就生存在美國想像中，所以她才會理所當然的去追求美國價值。當然，我相信美國對於台灣一直都是一個最直接的欲望對象(參照點？)。在這邊我有一個想法，是從法農的《黑皮膚‧白面具》裡、黑人對白人的關係而來的。我認為雖然美國對於第三世界的侵略雖造成了一種階序上的關係，但同時第三世界對於美國多層次的欲望，是否也造就了美國呢？就好像黑人想要變白，但他永遠也無法真正的變成白人，永遠的困在這樣的結構中。也就是說這樣一種雙向的建構，也許這樣也在某種程度上固定了台美在位置上的關係，所以台灣才會被困在永無止盡的、對於美國的「模仿」中，其實我還沒有想的很明白。回頭看，其實不太清楚陳映真想要批判的對象到底是誰，是唐倩、為奴的知識份子、西方，還是…？感覺陳映真一下批判了很多東西，也許只能把它理解為一種普遍的狀態吧。

    最後提一下陳映真刻意加上的附記：
「本文係虛構故事，倘有與某人知事跡雷同者、則純係偶合，作者蓋不負責。」
我想陳映真寫這句的原因，不只是因為有太多的唐倩，更因為有太多人想要成為唐倩，身在這種環境這樣的氣氛中，自然眼睛所看到的就是美國，慾望所指涉的就是美國，但並不是人人都能跟唐倩一樣，嫁給軍火公司的物理學博士，可能第三世界的人們一生中都被困在必須不斷向上認同的痛苦中，又也許這就是這篇小說之所以為「喜劇」的原因吧？只不過不知道還有多少悲劇、多少鬧劇。
 

《兀自照耀著的太陽》

    前面讀過了這麼多篇的文章，都有觸及到「死亡」這個元素，死亡在陳映真的小說裡的是司空見慣的，同時也是相當重要的意象(無論是代表新生還是什麼)，而在這篇文章中也存著這樣的意象，也就是少女小淳的死亡，但對我來說其不同之處便是這篇文章似乎有更大的篇幅來描寫這些還活著的人們，去聚焦於描寫那些經歷了死亡、直接面對生命的消逝的那些、仍然「活著」的人們。另外，這篇小說在描寫的對象上和以往陳映真的作品有一點不同，小說中裡面那群人，無論是許炘夫婦、陳哲還是魏醫師和他的太太京子，全都是身處身處上流社會的中產階級、高知識分子，這篇文章的基調就是在寫這群布爾喬亞的故事。

    小說其中有一段是在描寫這群布爾喬亞們的生活，他們的生活是恣意的，充斥著探戈、裝在很精美的玻璃杯子裡的酒……不但奢華舒適，而且可以說是另一種與世隔絕的，就像小說中所寫的：
「在這樣一個盡是拋荒的旱田的礦山區的小鎮上，戰前的和戰後的中產者聚在一起。魏醫生只在上半天開業，下半天便把門戶關起，和他的「同族」們喝著酒，放著唱片，有時也放下帷幕開著小小的舞會。哪些日子啊！」
從這裡就可以知道，他們其實是活在一個與貧窮礦區不同的世界裡的，帷幕區分了同族和那些所謂非我族類，不但不同，而且還看不到。而何謂同族？我認為就是那處於上流階層的驕傲，在魏醫生來講可能是他的專業，在許炘來講則可能是他的資產，魏醫生說自己曾以為是另一種不同的人，因為他擁有別人所沒有的資產、教養和專業訓練。秉持這樣的驕傲，魏醫生就其職業上來看或許是成功的，但同時也喪失了對於那些他所認為的「非我族類」的同情和關心，所以他才能夠面對那三十幾個被壓扁的礦工而泰然自若，文章內有提到一句話：「死亡早已不是死亡了」，那麼死亡到底是什麼，陳映真也沒有給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是死亡似乎變為一種常態、一種理所當然，到最後魏醫生已然喪失他的憐憫心了：
「我面對著死亡，不知有多少次了。就是淳兒的死，在我的專門教養裡，也只有一定限度的傷感罷了……」
但是在魏醫生上樓去更換沾滿血汙的襯衫時，卻看到小淳貼著窗子流淚，我想除了憐憫外，小淳的淚水更直接表現了一個人的「良心」，而這正是魏醫師那群所沒有的。然而魏醫師說道：「但我從不知道要為別人，或者不同族的人流淚的事。」遺失這樣的心，是多麼可悲。

    一切在小淳病倒後有了急遽的轉變，陳哲等人開始回過頭來質疑自己，甚至於京子希望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來交換小淳的，而魏醫師也感到自己「好像沒有活過」，在這裡便開始切入關於「活著」的論述了：
「明白了。我們都不曾活著。──－誰該活著呢？」
「我們所鄙夷過的人們，他們才是活著的。」
「那些像肉餅般被埋葬的人們。」
「那些儘管一代一代死在坑裡的，儘管漫不經心地生育著的人們。」
這些人好像是良心發現一般，終於意識到自己以前躲在帷幔深垂的、幽暗的房子裡的那些日子，是多麼的可鄙，甚至不如那些被壓死的礦工們──因為他們才是真正活過的。但這樣的一種良心發現又代表了什麼呢？是開始去認同那些不是「同族」的人們嗎？是走出那帷幔深垂幽暗的房子嗎？還是拋棄那些「腐敗的、無希望的、有罪的生活」？然而這些東西真的能夠拋棄嗎？我想說的是，不管如何，逝去的小淳是回不來的了。可是，也許也因為經歷了這樣的苦痛，他們也開始能夠為這些努力掙扎卻不幸逝去的礦工們流淚、能為經歷苦難的人們感到悲傷了吧。又，陳映真在這裡用到了「他們才是活著的」這樣的字句，但是什麼樣才能算是「活著」？他並沒有說清楚，但想必陳哲那些人、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過去那些對於現實無關痛癢、躲起來刻意裝做沒看到的日子，對陳映真來說應該幾乎等同於死亡了，因為，陳映真在他的小說中所展現出的，一直以來都是對於弱勢者的強烈關懷啊！

    故事的最後小淳靜靜的死去了，小淳在生前要求待在客廳，為了能看見黎明的陽光。「陽光」的意象在陳映真的作品中一再出現，在這裡直接讓我聯想到《悽慘的無言的嘴》裡的：「打開窗子，讓陽光進來罷！」也許陽光代表的正是人們在這樣慘淡的生活裡所渴求的希望。在小說的最後，有一段被我認為是非常陳映真式的殘酷描寫：
「然而太陽卻兀自照耀著：照耀小淳的樸素的臉；照耀著醫生的陽台；照耀著這整個早起的小鎮；照耀著一切芸芸的苦難的人類。」
儘管有多少的生死離別正在上演，太陽仍然兀自照耀著，日子還是一天天的過去，既不可能倒退也不可能一筆勾銷。所以，如果說過去的生活是那些人的罪，那麼活著大概就是背負著這些東西繼續走下去吧。為了能看見黎明的陽光。
 

《文書》

    文章在一開始就已經清楚昭示了主角安先生是個精神病患者，而這篇文章的主軸又是安先生以一個瘋了的敘事者的姿態出現、對於弒妻行為所寫下的自白，固文章中隨處可見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及奇怪之處，其中最明顯的便是那隻貫穿全文的、鼠色的貓了。安先生生命中的多少年歲，藉由這隻鼠色的貓串聯起來，造成了一種時間上的連續性。除此之外，貓的形象也和馮炘嫂、關胖子以及被槍斃的那個少年重疊起來，除了帶有死亡的意象以外，似乎也代表著一直縈繞在安先生的心頭的什麼，我跟佛洛伊德不熟，所以在此先姑且將它們理解為是「過去的幽靈」好了。

    從安先生小時候第一次見到馮炘嫂懸掛著的屍體開始，就已經可以算是他接觸死亡的開端，那時的死亡還是一隻幼小的貓，但卻已深深烙在安某幼小的心靈裡了，如文本所述：
「大約便從那時起，這鼠色的貓便噬住我的靈魂了。他嗅去了我的靈魂了。」
到了安先生從軍時，他已經可以面不改色的命令士兵對沒救了的同袍補上最後一槍，甚至是在排長關胖子右胸上開了一朵血色的紅花，死亡在這時一反他小時後的驚悸、非常自然的充斥在安先生的生活週遭，只有在安先生偶然地意識到它的存在時(關胖子房間裡的那隻貓)，才會感到恐怖及不安。另外，被槍斃了的那個少年又有點不同了，因為他的死全然不同於前面兩者的死，在陳映真的筆下，我會感到那種死是既沉默又沉重的，可能也正因為是這樣，那位少年才能佔據安先生記憶的一角一段時日吧。這三個幽靈各自存在於不同的歷史背景中，也各自隱含了時代下的一些普遍問題，如同男女的不平等、國共內戰的慘狀、迫害左派知識分子…但是陳映真在此並沒有一一的交待清楚，就好像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安先生為什麼要殺害關胖子、馮炘嫂自縊的原因究竟是什麼…，這篇小說裡存在了很多像這般無解的謎，但是世界上有很多東西其實也是像這般無解的，如同安先生不會知道戰爭到底是為了什麼，而他也應該不知道為何自己會對那位依然稚氣的少年扣下板機吧。就是這種無解這種懷疑，構成了縈繞不去的幽靈、無法忘去的死亡。到最後，那隻鼠色的貓終於從先前的幼小、膽怯變成了既強壯又安適──大剌剌地躺在安先生的枕頭上、鮮明地存在於安先生的腦海裡。

    就後來的描寫，安先生確實是愛著他的妻子的，可是當他發現他心中還存在愛人的能力時，死亡的形象卻越來越鮮明了，因為愛情就像文中所說的，是一向不曾有過的的、生之豐富之感啊！安先生畢竟只是個退伍來台的老兵，歷史太複雜以致於難以釐清這些感情，縱使體會了安適與和平仍然不能忘記那些死亡、恐懼、硝煙的味道，最後這些東西終究將安先生給壓垮了。他急欲去驅散這些東西，只好對著這些歷史的幽靈、過去的幽靈不斷扣動板機，一如他以前曾做過的。在這裡文本做了我覺得最精采的描寫：
「…少年也是那樣簡潔地仆落在床下，不料卻成了關胖子的伏臥的死屍；我於是又朝著胖子連發兩槍，槍彈打翻了他的身體，忽然又懸掛在半空裡了；馮炘嫂背著我輕輕地動盪著伊的影子。我不住地發著槍，直到彈盡。」
他所經歷過的死亡、那沉重的歷史一次壓在安先生上，出現了馮炘嫂的關胖子的還有那青年的、三者相互重疊的形貌。這在此對我的意義來說，就是意味著這些東西從來不曾真正的「過去」。不管是國共內戰、二二八，還是冷戰體制下對於知識分子的迫害，這些東西從來沒有真正成為「過去式」。故事的最後貓是死了，卻是僵臥在安先生妻子染血的屍體旁。貓的死亡可能代表安先生被拉回了現實，或是暫時脫離了惡夢，可是重新出現在他眼前的卻又是另一個死亡。這也說明了這些恐懼這些死亡這些幽靈並沒有消散，它們永遠以某種形式被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所承載著。

    寫到這邊就讓我聯想到一些曾經聽過的、類似下面這樣的話來：

「二二八事件已經成為歷史了」、
「我們必須從痛苦中走出來」、
「不能在這樣拘泥於過去的悲傷」……

…我只能說這真是他媽的鬼話，說出這種話的人腦袋不知道裝什麼。

    歷史是如此沉重使我們難以承受，不過也可能由於它的沉重，使人們不得不去面對這些過去的、歷史的幽靈，為的可能就是希望能從這樣的結構下獲得真正的「解放」。又也許正是因為人身上承載著這樣的痛苦，所以才會擁有去超越它的力量吧。
 

《鄉村的教師》

    雖然文中沒有多加描寫，但戰時東南亞戰區的慘烈是可想而知的，從充滿爆破、死亡的這樣一個地方，青年吳錦祥奇蹟似的從戰爭中歸來，在重新體驗到自由的同時，似乎也燃起了對於未來的美好想像以及改革的熱情。他畢竟讀過些書，在當時那個年代也可以算是個知識份子了，這樣的身分除了給予他理想與熱情外，還附帶了一種高度，應該就是這個高度使吳錦翔的心中存著一股想要改變什麼的強烈使命感。當時戰爭結束，同時也代表了日本五十一年的殖民統治宣告停止，可能不只吳錦翔，當時應該有很多人認為前景是充滿希望、一片光明的吧！

    在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和島內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下，吳錦翔終究還是墮落了。但是這好像不只是因為好不容易得來的和平又再度消失而已，我認為「結束日本統治、光復台灣」那個「光復」就意味著被「中國」光復，使台灣又再度回歸到中國的一部分，畢竟在簽下馬關條約那刻，島上的人民都還是「中國人」，不像我這一代的人大多會認為中國跟台灣基本上是兩回事。但後來的國共內戰和二二八事件就開始使中國和台灣分開了，由於各自經歷了不同的歷史事件，也造成了認同上的分歧以及隔閡的存在，同時也打破了很多人多年來對中國的幻想，包括吳錦翔的，所以他才會「逐漸的感到自己的內裡的混亂和朦朧的感覺」。從後來描述吳錦翔精神狀態的文字方面就可以看到，他的內心受到了非常大的衝擊。事實上，吳錦翔所認為的中國並不是中國，他所謂的中國是經由地圖所建構、那仍然存在著白鬍子神仙的那個想像中的中國，畢竟他也只能靠閱讀來完整他對中國的想像。如果吳錦翔真的認為光復了的台灣應該回到「中國」的懷抱、如果他將一切理想和未來建立於這個「中國」上的話，在這兩者走向分歧時，他理所當然會感到痛苦和混亂吧。甚至於經歷了幾個世紀的，衰頹的古老的中國仍然無法走出這種悲哀──這愚而不安正是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理由、中國的本質！最後連吳錦翔自己都認為，要看到中國人積極的為自己奮鬥是多麼荒謬多麼可笑的了，在大的理想和抱負也都隨這樣的中國人、這樣的中國本質，灰飛煙滅了。

    「設若戰爭所換取的就僅是這個改革和自由的機會，他自說著：或許對人類也不失是一種進步的吧。」這是吳錦翔在一開始自我安慰的話語，但最後機會並沒有來臨，不但如此，太平洋戰爭的慘況又重新縈繞在他的腦海裡了(那些吳錦翔所說的、在巴丹就分手的同鄉青年們怕也是被殺來吃了)。針對這句話，我認為也許戰爭真的帶來某些改變的契機，但同時戰爭也在人們的身與心上留下了不可抹滅的痕跡、與再也無法癒合的傷口。不管再怎麼粉飾，或是試圖去扭曲事實，戰爭的陰影還是會存在，在戰爭中可是連人吃人這種事都可能會發生的！故事的最後吳錦翔自殺了，他手腕上的傷口血已流乾，只殘留下了「深深懷疑的顏色」，只是不知道究竟是在懷疑這場戰爭的本質，還是在懷疑那「愚而不安的中國」。

    根據文章刊出年代，陳映真寫這篇小說時也不過才二十幾歲，所以感覺不太像是要藉著吳錦翔來控訴什麼，或是哀悼越來越遠的中國(雖然陳映真會認為只有一個中國)，這篇小說讓人不禁將吳錦翔所感受到的混沌與痛苦重疊到陳映真本身的混沌與痛苦，比起控訴反倒更像是吶喊吧。

這樣的中國人！
 

評《中國可以說不》論

在台灣似乎有不少人認為自己比大陸還要更高一等，還很巧妙的避開了「強大經濟與科技實力」這方面，而去強調「文化水平」這一類的東西。張所鵬這句「中國是否可以義正辭嚴的對西方說不，並不取決於民族自尊，而須視中國有多少說不的籌碼」就似乎有點這種意味，並且帶點不屑。同樣的，台灣就不用說了，日本也覺得自己比起中國是高了一截，石原慎太郎所著的《日本可以說不》就是抱持著這種態度。所以無論是台灣學者還是日本學者在面對大陸問題上，通常都是站在一個比較高的平面上去討論的。陳映真這篇文章的某部份除了在駁斥張所鵬所寫的《無知與孤傲》外，好像也順便批判了這些知識分子們。

我覺得，無論《中國可以說不》裡的立論到底是什麼、建立在何種基礎之上，都不能遮掩它有對美國發出抗議之聲、公開批判美國的帝國主義侵略的這項事實。相對來看，不管是日本還是台灣在面對美國問題都顯得弱勢許多，甚至於甘心附庸於美國之下。雖然日美和台美關係有著冷戰的這一層歷史背景存在，但卻很少聽到有人跳出來反省這樣的狀況，甚至於對於冷戰時美國的所作所為表示贊同，而在處裡中國問題時反倒不約而同的採取了高姿態，面對 《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時表現出來的態度就有點像是「拜託，你們中國憑什麼跟人家說不！」，一方面酸人家的「強大經濟與科技實力」，另一方面又以文化水平沾沾自喜。目前看來，台灣和日本是無法像這本書一樣，對美國提出什麼異議的，也許就是因為自己無法破壞這個結構，所以才要反過來巴著結構，反正自己做不到也不准別人去挑戰就對了，可能要這樣做才可以保障自己的立足空間。中國到底有沒有說不？中國到底能不能說不？所有討論好像都聚焦於中國究竟有沒有這個資格，但是，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對於那說「不」的對象就沒有多做討論。當然，精英先生不會對美國說不，石原慎太郎也不會對美國說不，不過他們倒是滿敢於去對中國說不的。至於陳映真則對中國有著濃厚到難以想像的情感，有時候甚至讓我覺得他有點「血濃於一切」，再加上左派反帝的立場，似乎就不難想像為什麼他會寫出這篇文章來斥責那些知識分子了，台灣知識份子向美國靠攏的舉動應該是他很不能諒解的吧，畢竟在陳映真的心中還有存在著一份中華的「民族自尊」。

回過頭來看《中國可以說不》的書名，中國當然可以說不，誰都可以說不，但關鍵還是取決於美國究竟理不理采。所以「中國可以說不」是否也就代表了中國事實上並沒有對美國說「不」呢？中國的目標就是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大國」，所以我總感到這本書也有點是在向「帝國」說不——宣稱中國不會成為另一個帝國、另一個美國。在這裡中日台三者的關係就更顯得棘手了，對日本及台灣來說，中國永遠都沒有資格去成為一個主導亞洲的「大國」，只要這三者的關係牽扯不清一天，我認為他們就沒有機會去削弱美國在他們身上加諸的控制力量。所以美國控制世界的這個局勢，恐怕還得再持續一段不短的日子吧。